財政體制要為新型城市化服務，我認為要打的第一個大仗就是改變倒賣土地的財政，但是現在這方面可以說還沒有什么準備。如果沒有這方面的準備和動作，所謂的新型城市化最后必然還是走老路，還是少部分人獲益、大多數人被排擠在外的城市化，就是我們今天的狀態(tài)。所以，我認為財政體制要改革，第一仗就是要動搖倒賣土地的財政。動搖這個東西會帶出來一系列的問題，因為批評它是容易的，但是要替代它，問題是復雜的。我們現在土地還在招拍掛，如果按照中央文件里面說的“嚴格區(qū)分公益性和非公益性用地”（當然這個口號其實也是有問題的）去做，很快就沒有經營性土地可賣了，就不能招拍掛了，那么城市建設、城市發(fā)展怎么辦？現在我們在這方面可以說沒有做任何準備。沒有準備就只能沿著現在這條老路走下去，一方面被迫付出的土地補償費越來越高，一方面招拍掛又進一步推高城市土地和房產價格，結果只會造成土地資源的集中和一部分人的暴富，從而堆積越來越大的資產泡沫、地方債務和金融風險。

中國財富榜上有那么多大房地產開發(fā)商，這在世界上都是少有的——只有中國香港有，因為我們是從香港學來的拍地模式。這個模式就是把土地資源集中給少數大開發(fā)商，所以中國財富排行榜才會有這么多地產商，政府一說新型城市化，地產股都上漲。我說這完了，這不是新型城市化，這是舊式城市化。許多人沒有意識到，新型城市化其實首先是對財政體制的重大挑戰(zhàn)，即我們的財政體制用什么來替代過去我們稱之為“土地財政”的舊模式？土地如果不用征收和拍賣的方式，用什么方式？現在又有新的建議，說可以搞城郊農民自主城市化，還有人推薦深圳原住民自發(fā)城市化的模式。但深圳富起來的只是城中村的農民，他們成了千萬富翁，甚至億萬富翁，深圳外來打工者是本地戶籍人口的近十倍，房價那么高，有幾個能安居？擠在工棚、握手樓和地下室里能叫安居嗎？我們不能打著農民的旗號，為只占很少數的城郊農民謀利益。如果只是讓少數人受益，只是讓政府、開發(fā)商、城市精英以及城中村和城郊村農民這些既得利益者進一步分利，是解決不了新型城市化問題的。

這就是我說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我們倒賣土地的財政問題?，F在土地財政在發(fā)達地區(qū)和大城市已經占很大比例，如果不從根本上動搖這一塊，設計一套新的制度完全替代這一塊，那么新型城市化拉動經濟發(fā)展的設想就會完全落空，因為靠少數人發(fā)財拉動不了中國經濟的持續(xù)增長。只有幾億農民工和他們在農村的家屬、留守的兒童，還有大量從中小城鎮(zhèn)轉移到一線大城市的外來人口，這些人分享到了土地權利、住房權利、完全融入城市生活的權利，才會真正拉動國民經濟的增長，才能夠實現可持續(xù)增長。從根本上說，這本來并不是一個經濟增長問題，而是他們自己的選擇和不可剝奪的權利。他們是國民，他們在這個城市有工作，就有給自己搭一個窩的權利。所以我認為財政體制第一個問題，也是最大的挑戰(zhàn)，就是對倒賣土地財政的態(tài)度和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