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關系理性

現(xiàn)代政治哲學的核心問題是利益、權力和權利的分配（distribution），因此是一種應用哲學，而且是斗爭哲學，類似于法家和縱橫家所研究的統(tǒng)治和競爭的謀略政治，屬于“術”；而試圖建構人類存在秩序的政治哲學屬于“道”，所思考的問題是，何種存在秩序是對共同生活的積善（contribution）。如果政治是建構存在秩序的藝術，就必定是為了和平而不是為了斗爭，因此，斗爭理論只是技術，而和平理論才是藝術。

存在是為了永在，這是存在自身的定理。斗爭也是為了能夠存在，但問題是，斗爭不可能確保永在，事實上斗爭只是迫不得已的高風險賭博行為，并非存在之本意。正如蘇格拉底指出的：“無人故意犯錯誤（no one errs knowingly）。”在這里可以理解為，只要有更好的選擇，人不可能故意冒險斗爭。在這個意義上，現(xiàn)代政治哲學只是關于人類錯誤行為的研究。這種政治研究雖是必要的，卻尚未觸及政治的根本問題。權力和利益分配（the distribution of powers and interests）只是人類共同生活的技術性問題，促成共在的善舉（the contribution to coexistence）才是共同生活之根本所在?？梢哉f，尋找敵人的政治其實是政治的反面，化敵為友才是政治。如果把所有嚴重破壞對方生存條件的敵對行為都理解為“戰(zhàn)爭”（包括軍事戰(zhàn)爭、經(jīng)濟戰(zhàn)爭、金融戰(zhàn)爭、文化戰(zhàn)爭和生物學戰(zhàn)爭等），那么，除了自衛(wèi)戰(zhàn)爭，一切戰(zhàn)爭都是非理性的。取得勝利的戰(zhàn)爭似乎達到了理性的“預期效果”，但如果從足夠長的未來去看（比如說滿足布羅代爾標準的“長時段”），那么，任何破壞性的敵對行為終究是非理性的錯誤。我們需要一種把“未來性”考慮在內(nèi)的存在論觀點，它至少能夠在理論上證明，即使一種行為對于直接目標來說是理性的，如果它引起的未來后續(xù)結果是互相報復的破壞性互動，那么仍然應該被視為非理性的行為。

我們可以設計一個“普遍模仿”的理論實驗：給定荀子—霍布斯的博弈語境（這是解釋力最大的語境），在其中每個博弈者都具有個人理性，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都有足夠的學習能力。在這樣的條件下，人人都能在博弈過程中互相學習別人更高明的謀利策略，并且在接下來的博弈中模仿所習得的優(yōu)勢策略或者采取有效的反制策略。在多回合的長期博弈中，能力更強的人不斷推出更高明的策略以確保優(yōu)勢，但任何策略的領先總是暫時的，那些高明的策略很快就變成了共同知識（common knowledge）而被大家所模仿，于是，策略的對稱性很快消除了博弈優(yōu)勢。假定存在著一個有限量的策略集合，那么最終將出現(xiàn)“集體黔驢技窮”的狀態(tài)；假定存在著一個無限量的策略集合，由于策略的創(chuàng)新速度趕不上模仿速度（模仿的成本低于創(chuàng)新成本），因此同樣也會出現(xiàn)“集體黔驢技窮”的狀態(tài)?？傊?，策略創(chuàng)新的領先性不斷遞減，當各種優(yōu)勢策略都已經(jīng)出現(xiàn)并且被大家普遍模仿，人們擁有了飽和的共同知識或對稱知識（對稱的知己知彼），“集體黔驢技窮”現(xiàn)象就不可避免，于是達到穩(wěn)定策略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