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俠小說，當時有“南向北趙”之說?！澳舷颉?，指湖南之向愷然即平江不肖生，而“北趙”，系說河北玉田武俠作家趙煥亭。1941年《萬象》雜志上，有一篇徐文瀅寫的《民國以來的章回小說》，文中說：“趙煥亭與向愷然一起揭開了中國武俠小說大繁榮的序幕?！辈⒎沁^譽。但本書只關注在上海聚集的作家，趙煥亭及“北派四大家”還珠樓主、白羽、王度廬、鄭證因將在下部書介紹。

在我國，比武俠小說略晚出現(xiàn)的通俗小說，還有唐宋、明清的“公案小說”。所謂“公案”，是指官府如何勘斷各類案件，敘述這類故事的小說，謂之“公案小說”。隨著“翻譯文學”輸入特別是外國偵探小說《歇洛克·呵爾唔斯筆記》（即《福爾摩斯探案》）經當時有影響的作家天虛我生、嚴獨鶴、周瘦鵑、程小青、劉半農等十人用文言文翻譯出版，相繼又有《俠盜亞森·羅蘋》《杜賓偵探案》《桑狄克偵探案》等上百種外國偵探小說的推出，在中國也出現(xiàn)了閱讀偵探小說的熱潮。

熟稔中國“公案小說”的一批作家林紓、包天笑、劉半農、陳蝶仙、秦瘦鷗等，在翻譯過程中領悟外國偵探小說之道后，自己也仿效著寫起偵探小說。20世紀二三十年代，程小青創(chuàng)作的《霍桑探案》，孫了紅創(chuàng)作的《俠盜魯平奇?zhèn)鳌?、陸澹安?chuàng)作的《李飛探案》等也占去偵探小說的半壁江山。隨之，專門刊載偵案小說的報刊，《偵探世界》雜志、《福爾摩斯》小報等也應運而生。上海偵探小說出現(xiàn)了全盛期。

偵探小說之所以受讀者歡迎，是因為它為中國小說提供了一種新文本。其曲折故事、新型人物形象和新的知識火花的審美趣味，為眾多文化消費者提供了新鮮的閱讀體驗。

偵探小說與武俠小說在審美內蘊上，有不少相似之處，如都是為社會伸張正義，討回公道，戰(zhàn)勝邪惡。在社會精神氣質上，都契合了讀者的審美愿望，正如《偵探世界》創(chuàng)刊宣言所道：“本刊舍偵探小說之外，更麗以武俠冒險之作，以三者本于一源，合之可以相為發(fā)明也。”偵探小說受讀者歡迎之處，還在于小說常常出乎意料卻又合乎情理的縝密推斷與驚人發(fā)現(xiàn)，往往能夠取得意想不到的藝術效果。這種超人的智慧與正義結合，撥開迷霧，拆穿陰謀，抓住元兇，昭雪受害者，既是偵探小說的藝術魅力與思想力量的體現(xiàn)，也是對讀者對正義訴求的滿足。

偵探小說先驅者程小青創(chuàng)作的《霍桑探案》叢書、《東方福爾摩斯案》等作品，在中國偵探小說中成就最高。但因他雖出生于上海，二十二歲出道之前，已隨家遷蘇州定居。故不能在此書詳細介紹。

上海寶山人孫了紅創(chuàng)作的偵探小說，可與程小青比肩。1923年發(fā)表的偵探小說《傀儡劇》，寫的是俠盜魯平盜古畫、與偵探盧倫斗智斗勇的故事。孫了紅創(chuàng)作的系列小說《俠盜魯平奇?zhèn)鳌?，主角就是魯平，他足智多謀、殺富濟貧，卻玩世不恭、詼諧幽默。其形象豐滿，性格生動，深受讀者喜愛。

新文學一開始，原本天生就帶有平民性質，但新文學倡導者如魯迅、胡適、周作人等過于專注嚴肅文學的創(chuàng)作，雖碩果累累，卻忽略甚至卑視與雅文學共為文學兩輪的通俗文學，結果另一輪也轉動艱難，這是一大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