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俠小說，不管寫得多么神怪，都意在表現最具普遍性的世俗愿望，即正義戰(zhàn)勝邪惡，真善美制服假丑惡。武俠小說構筑的刀光劍影的劍俠江湖，實際是充滿世俗價值觀的現實世界。故事中的張汶祥刺馬、火燒紅蓮寺，集中表達了丑惡可猖狂一時，最終還是要受到懲罰的世俗心理。而昆侖派開山鼻祖乃為明朝一皇子，此派俠客卻抱有反清復明的宗旨，又是反映了當時的一種社會思潮。

但是魯迅在《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一文中，評論清末以來的武俠小說（他稱之“俠義小說”）時，說“這等小說，大概是敘俠義之士，除盜平叛的事情，而中間每以名臣大官，總領一切”就有偏見。清末武俠小說多寫俠士除暴安良，伸張社會正義。魯迅的上述評價，如果針對俞萬春寫的《蕩寇志》是剴切的，但以此概括清末以來的武俠小說就未免以偏概全，失之史家之識力和公允了?！督?zhèn)b傳》正是反“每以名臣大官，總領一切”的格局，而寫正邪兩種力量的較量，并以此構成內在沖突的波節(jié)線和審美的張力。此外，《江湖奇?zhèn)b傳》在表現神怪因素的同時，又以民間風俗、民間文化為背景，將俠客、術士、常人與飛劍、法寶糅合一起，使小說既有俠氣、神氣，又有市俗氣；既有江湖恩怨的熱鬧，又有民俗民風的審美觀照。所以才使《江湖奇?zhèn)b傳》成為武俠小說之奇葩，受到廣大讀者的喜愛。

左聯作為左翼作家的社會團體，在什么是“革命文學”的問題上與魯迅爭得面紅耳赤，甚或彼此動粗口謾罵譏諷，也沒有弄明白什么是“革命文學”；而在“文學大眾化”的問題上，左翼作家也爭吵不休，莫衷一是。倒是已成為左翼作家一顆新星的丁玲，在談到“文學大眾化”的問題時，發(fā)表了真知灼見。她沒有像左聯一些作家那樣，將《啼笑因緣》和《江湖奇?zhèn)b傳》置于新文學的對立面，加以沒有理論支撐的蒼白無力的批判，而令人瞠目地提出：

借用《啼笑因緣》和《江湖奇?zhèn)b傳》之類作品底乃至俚俗的歌謠的形式，放入我們所要描寫的東西。（《丁玲女士演講之文藝大眾化問題》）

我們可以視之為，在多年后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正確解決了“文藝大眾化”的問題之前，丁玲的借鑒通俗文學的發(fā)言是最為有見地的意見，實屬難得。

較之《江湖奇?zhèn)b傳》，平江不肖生的另一部近百萬字的《近代俠義英雄傳》，則是一部用現實主義的藝術手法表現俠義英雄愛國主義精神，洋溢著民族正氣的杰作。平江不肖生在此書首回，就申明：“這部書本是為近二十年的俠義英雄寫照?！敝饕宋镉谢粼?、大刀王五、山西老董、趙玉堂、楊露蟬等一干英雄好漢。大刀王五與譚嗣同的生死之交，霍元甲武功蓋世，俠烈英氣，被日本醫(yī)生秋野毒害身亡等江湖事跡，使小說成為回蕩著凜凜正氣的英雄悲歌，洋溢著民族氣節(jié)和愛國精神。最為可貴的是小說反帝而不排外，把書中反映的近代中西文化沖突，提升到放眼世界和民族文化自省的高度上來，殊為高妙。

后來流行的以霍元甲、大刀王五等人事跡為題材的小說、戲劇、影視、美術作品，大都照搬或改編或受啟示于《近代俠義英雄傳》。而金庸、梁羽生等人的新武俠小說，深受平江不肖生的影響，也是不爭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