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分裂運動和彼得一世改革以后神職階層失去了原來所有等級對他們的尊敬和愛戴，整個等級都遭到了社會的責問和不滿。民眾敵視是因為民間宗教的多元、清廉、向下等特點頗得好評，與官方宗教形成一個對比；而世俗當局則認為，僧侶沒有起到社會秩序維護者的作用。亞歷山大三世時代根據(jù)波別多諾斯采夫的建議，讓教會扮演官方意識形態(tài)的輿論宣傳工具，但是它在民間的口碑越來越差。在平民中享有很高威信的分裂運動和在特權階層有影響力的共濟會的活動，使得官方東正教的權威處處受到質疑，民間和貴族都反對官方教會，前者認為他們是古老東正教的敵人，是“古風時代”的叛逆者；后者認為他們是近代文化的敵人，是人類進步的絆腳石和智慧的束縛者，是保守勢力的集大成者。他們認為俄國的宗教界有“宗教專制主義的”傾向，伊·阿克薩科夫說：“教會是國家的奴仆”，[ 索洛維約夫等：《俄羅斯思想》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170-171頁。]梅尼日科夫斯基指出，“宗教界至今被視為最反動的俄國社會的一部分”，“僅僅是專制制度的政權借以統(tǒng)治的武器、杠桿”，是“隱藏在假面具下的教會”。[ 梅尼日科夫斯基：《重病的俄羅斯》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36、37、49頁。]。

“從左派的言論中聽到東正教心理的回應”

在俄國貴族的流動的是雙向的，貴族的等級內部的流動性較大，任何軍階的人，只要獲得一枚勛章便可以成為世襲貴族，其他社會群體也可以向貴族等級滲透，19世紀中葉57%的人、20世紀初66%的人都補充進來成為“新貴族”。但是新貴族不可能來自僧侶子弟。由于神職限制過多，流向貴族的人員都是僧侶階層以外的人員。貴族退役以后可以有多種選擇，進入政府從事文職還要挑三揀四，最不濟的退回領地當?shù)刂?，仍然可以過得逍遙自在，1861年農奴制改革以后，貴族整體也趨向衰落。而僧侶的流動是單向的，只出不進，而僧侶的后代就只能向下，很難向上發(fā)展，所以成為向下其他等級的補充來源，為了生計他們歷盡人間滄桑。19世紀中葉以前，世俗政府對教會所做的一項工作量很大的事情就是甄別和清理“多余人員”，把大量沒有教職的僧侶強征入伍或轉入納稅等級，只有少數(shù)有文化者被安置到國家機關當辦事員。[ Ласкин В.Н. Учебник истории рукого права периода империи.СБп.,1909.с164.]

1861年農奴制改革后，神父和教堂執(zhí)事的數(shù)量削減了1/10，僧侶同貴族一樣失去了等級特征，這個階層心理“失落感”比其他階層更為突出。原來的特權消失，進入不到教會俸祿階層的人只好另謀出路，其中一部分人在法律上轉變?yōu)樽诮搪殬I(yè)者，一部分人則成為失業(yè)知識分子或其他下等職業(yè)者，他們任何時候都要為上層等級的人讓路的局面不但沒有改觀，反而加速了自身的衰落。例如1825-1850年官僚、教師、醫(yī)生中的僧侶階層的比重分別為20%、35%、30%。[ БурдяковаЛ.А.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в России1825-1850гг.Л.,1983.с.4-5.]到1858年僧侶總數(shù)應為155萬，而該階層的實際人數(shù)比登記造冊的少了90萬人，絕大部分都流入下等階層了。1882年在莫斯科6319個僧侶后代中，只有40%的人仍以主持宗教儀式為職業(yè)，其他的人則成為下級文秘人員、醫(yī)生、教師、和演員，450人從事雇傭勞動，356個在醫(yī)院和養(yǎng)老院工作，134人成為無職業(yè)者。[ Нифонтов А.С.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классов буржуазново общества в русском городе ⅩⅨв.//ИЗ.1955.Т.54.с.248.] 他們普遍有一種“被遺棄”的憤慨，于是對自己定位亮出旗號就是“與社會直接對立的人”，他們對這個世界充滿了恨意，決意實行報復的人，他們抱定一種“你不讓我好過，我就和你同歸于盡”的態(tài)度，一定要把起來“造反的卑賤者仇恨”發(fā)泄出來，[ С.Кара-Мурза, Гражданская война1918-1921 урок для ⅩⅩⅠвека. М.,2003.с.74.]用別林斯基的話說，在這種逆來順受的生活狀態(tài)下，“沒有行動就沒有生活”[ 《別林斯基選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320頁。]。

農奴制改革以后，大量的中下神職人員的經濟狀況從原來尚有保障的等級中滑落下來，很多人必須要從事其他他們原來不熟悉的職業(yè)養(yǎng)家糊口，成為改革中受損最大的階層，國家的政策把他們變成了現(xiàn)實中的失敗者。由于就業(yè)資源稀缺，教會上層的腐敗使中下層教會子弟與教會學校的學生觀念發(fā)生變化，受家庭環(huán)境的影響，他們沒有走上社會之前自以為，父輩的神甫職位在所在地區(qū)是受人尊敬的，然而等他們到城里去求學，卻發(fā)現(xiàn)不論是在政治上還是在經濟上都與這個等級實際應該具有地位相差很遠，這些都對他們的心理承受能力造成很大的打擊。國家的不信任、貴族的蔑視和百姓對民間教派的同情對他們都有很大的觸動。神職階層幾乎失去了所有等級對他們的尊敬和愛戴，整個等級都陷入了不知何去何從的尷尬境地，東正教的平等觀念被他們用來批判這一切，乃至批判東正教本身。以至于后來發(fā)展到從俄國平民知識分子成長起來的民主主義對從貴族知識分子中產生的自由主義恨的要死。歷來俄國社會主義與浪漫的貴族自由主義格格不入，形成了俄國“民主主義”與“自由主義”分道揚鑣的局面，最后發(fā)展出來的俄國社會主義是站在“宗教大法官”的旗幟下的進行的，這種革命造成的“俄國特色”極有可能把“對自由的敵人的仇視可能變成對他人自由的侵犯”。[ 別爾嘉耶夫：《思想自傳》上海三聯(lián)書店1997年，26頁。]

上述這些原因使得神職人員的后代在憤世嫉俗中的痛苦中誕生的否定意義壓倒一切，他們反體制、反貴族的動力主要來自于仇恨，來自心理狂躁癥，而唯物主義無神論的主要動力是絕望。車爾尼雪夫斯基在大學的時代就認定自己將來會“是激進左派的領導人”，[ 羅永年、郭鍔權編著：《車爾尼雪夫斯基傳》遼海出版社1998年，81頁。]是“未來風暴中的年輕舵手”。皮薩列夫早就斷言：俄國“一旦發(fā)生自發(fā)革命，‘有思想的現(xiàn)實主義者’（指平民知識分子）就會擔負起革命后社會體制組織者的角色”。1905年革命之前革命組織的成員主要就是由平民知識分子構成。他們從矯枉過正到反其道而行之，把俄國激進主義發(fā)展到一個登峰造極的地步。他們具有很強的戰(zhàn)斗性和暴戾之氣，高喊著“批判、反對、打倒”，甚至有“殺身成仁”的決心，“使一切腐儒學究惶恐不安，望風而逃”。[ 赫爾岑：《往事與思考》中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41頁。]在一個斷裂的社會里，蔑視社會生活的常規(guī)的姿態(tài)，扮演激憤的反對派角色更容易贏得“喝彩”。

但是他們要打造的“新世界”是與他們成長過程極為類似的僧侶型的封閉世界體系，童年時代的“心里牢籠”的陰影一直貫穿于政治激進主義，狹隘的復仇意識、正統(tǒng)宗教般的政治觀念阻礙了他們的政治眼界和認識水平，使俄國社會思想的理論水平逐漸“矮化”，他們在反對宗教的時候宗教情懷就很重。這也就是為什么我們總能“從左派的言論中聽到東正教心理的回應”[ 別爾嘉耶夫等：《路標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26頁。]，看到正統(tǒng)原教旨主義的陰影。他們大多滿足于簡明手冊中那些口號化的東西，而且他們打造的“唯物主義有一種霸道的唯我正確的理論，如果你不是唯物主義，你就在道德上被認為是可疑的，如果你不是唯物主義，就意味著你要維護對人民的壓迫”。[ 別爾嘉耶夫：《思想自傳》上海三聯(lián)書店1997年，50頁。]從這一點看，他們反對的世界，與反對他們的世界很為相似，就像別爾嘉耶夫所說的，《北方蜜蜂》的出版者格列奇克和書報檢察官季姆科夫斯基兩者都有同樣“革命精神”，[ 別爾嘉耶夫：《思想自傳》上海三聯(lián)書店1997年，60頁。]如果兩者換位，就會發(fā)現(xiàn)，歷史的復仇畫了一個好大的圓圈，并沒有實質的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