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這一詞匯的嚴格意義與其一般用法在很大程度上相重合）最終是不對外部世界負責的。這一點的流行和其假定的好處，被諸如終身教職這樣的好事驗證，也被“學術自由”和“學術自治”這樣的寬泛概念驗證。在媒體領域，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的寬泛觀念也扮演了同樣的角色。簡言之，對外部世界不負有責任，這并不僅僅是一個偶然事件，而是一個原則。約翰·斯圖爾特·穆勒堅持認為：當知識分子在為其他人設定社會準則時，他們甚至不應當受到社會準則的約束。知識分子不僅與物質世界絕緣，他們也經常享受到豁免權；甚至在犯下明顯錯誤后，他們連名聲方面的些許損失也不必承受。正如埃里克·霍弗所說：

知識分子的一個讓人驚訝的特權，是他們可以隨心所欲地極度愚蠢，而絲毫無損于他們的聲譽。在斯大林清洗成百萬的人、扼殺人民的全部自由時，那些崇拜歌頌他的知識分子，在后來的年代里并沒有受到譴責。他們仍然光明正大地對各種話題大放厥詞，并繼續(xù)受人尊敬。薩特在德國學習哲學后于1939年回到法國；然后他告訴這個世界：法國與希特勒統(tǒng)治的德國區(qū)別不大。饒是如此，薩特照樣成為了學界教主，并且受到世界各地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們的崇敬。2

薩特不是唯一的例子。生態(tài)學家保羅·埃利希在1968年說過：“讓所有人類都足以果腹的戰(zhàn)斗將會終結。到20世紀70年代，整個世界將面臨饑荒，屆時上億的人將被餓死；無論現(xiàn)在開始著手實施何種強有力的解決方案，都將無濟于事?！比欢?，過了十年，又過了幾十年，不僅埃利希所預言的那些事情一件都沒發(fā)生，反而出現(xiàn)了不斷增長的新問題，即越來越多的國家正在出現(xiàn)肥胖問題，以及農產品過剩滯銷的問題。但是埃利希教授不僅持續(xù)獲得大眾熱捧，同時也被聲名顯赫的學術機構授予榮譽和獎金。

同樣，拉爾夫·納德爾在1965年出版了《任何速度都不安全》（Unsafe at Any Speed）一書后，開始成為一位重要的公眾人物。在這本書里，他只是泛泛描述了一般美國汽車存在發(fā)生車禍的風險，但卻特別突出了科威爾（Corvair）車型的問題。然而事實卻是：經驗研究表明科威爾車至少跟同時代的其他汽車一樣安全。但納德爾不僅仍然擁有可信度，而且獲得了理想主義和富于洞察力的美名，這讓他幾乎成為了人間圣徒。還有其他無數(shù)的錯誤預測，包括從石油價格到冷戰(zhàn)政策的后果等等；這些廣泛的預言造就了無數(shù)失敗的預言家，但他們卻得到了同成功的預言家一樣的榮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