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獻章出生之時，從皇覺寺蒲團上站起來，跑出廟門鬧革命的安徽鳳陽農民朱元璋，已經建立大明政權整整六十年。

元亡明興的六十年來，程朱理學一直高居于國家意識形態(tài)的統(tǒng)領之位，以無可爭辯的官方學說備受歷代朱姓皇帝推崇。

《明史?儒林列傳》概述道：“明太祖起布衣，定天下，當干戈搶攘之時，所至征召耆儒，講論道德，修明治術，興起教化，煥乎成一代之宏規(guī)。雖天亶英姿，而諸儒之功不為無助也。制科取士，一以經義為先，網羅碩學。嗣世承平，文教特盛，大臣以文學登用者，林立朝右。而英宗之世，河東薛瑄以醇儒預機政，雖弗究于用，其清修篤學，海內宗焉。吳與弼以名儒被薦，天子修幣聘之殊禮，前席延見，想望風采，而譽隆于實，詬誶叢滋。自是積重甲科，儒風少替?！?/p>

早在洪武三年，公元一三七〇年，朱元璋就下令在科舉制度的鄉(xiāng)、會試中，一律采用程朱理學為考試內容和標準答案，這使得程朱理學被推到至高無上的地步。二程與朱熹享有無限尊榮地位，連孔子、孟子都望塵莫及：“世儒習氣，敢于誣孔孟，必不敢非程朱！”

洪武十七年，朝廷再次詔告天下：鄉(xiāng)、會試《四書》義以朱熹的“章句集注”為依據，經義以程頤、朱熹及其弟子的注解為準繩。并規(guī)定，文章須據以宋代經義，仿元代八比法，謂之八股，八股文由之興起。被稱為“制藝”的八股文章，目的性極強，即代圣賢立言，嚴禁個人自由發(fā)揮，而且還有著嚴格的體例和字數(shù)限制。

永樂十二年，公元一四一四年，明成祖朱棣命翰林院學士胡廣等人組織編纂以《五經大全》、《四書大全》、《性理大全》為內容的三部《大全》。一年之后，編纂成書，明成祖為之親自作序，并頒行天下。

三部《大全》所輯內容均為程朱或其門人弟子解釋儒家“六經”、闡述性理之學的著作，因而可以說三部《大全》實質上是程朱學派學者的著作匯集。它的刊布，標志著程朱理學已經從原來的民間私學完全上升為官學。

程朱理學思想一統(tǒng)全國，成為系統(tǒng)而完整的國家意識形態(tài)最高準則。此后，明朝科舉考試中廢除了儒家經典先前的一切古注，只認定程朱理學為唯一學術依據。程朱理學被統(tǒng)治者奉為安邦治國的圣典。

程朱理學的官學化、獨尊化，以及科舉考試的唯一依據化，這些無疑都使得程朱理學的學術地位和影響提高到一個歷史空前的地步。當然，這附帶著也給儒學的自身發(fā)展帶來了巨大的桎梏。

流水不腐，戶樞不蠹，學術永遠不是個自我封閉的系統(tǒng)，它有著很強的開放性與待完善性。任何學術的發(fā)展都離不開對自身持續(xù)的質疑，眾口一詞，唯斯為大，其結果只能讓本屬開放的學術封閉起來，讓流動的思想凝滯、僵化起來。

被奉為至尊的程朱理學，已經處于這樣的尷尬困境了。

白壽彝在《中國通史》中是這樣總結理學被當成圭臬之后，給明朝初期學術與思想界帶來的貽害的：“從朝廷國子學到地方書院，以至鄉(xiāng)村的社學，無不進行程朱理學教育，‘家孔孟而戶程朱’，‘八股行而古學棄，《大全》出而經學亡’?！?/p>

程朱的影響到處存在。那些一頭鉆進《大全》去獵取功名富貴的讀書人，許多都成為無益于國家、社會的廢物，而鉆營成功者，則蠹國病民，行同竊盜。更為嚴重的是，其他文化領域，如戲曲、小說、曲藝等藝術領域，也深深地打上了程朱理學的印跡，而且越到后來，它的封建主義的精神奴役和思想禁錮的消極作用也越為明顯。

最直觀的表現(xiàn)就是，從明朝建國伊始相繼走出的一系列大儒，如宋濂、方孝孺、曹端、薛瑄、吳與弼等，他們雖然學問做得很好，學名遠播，但他們的學術獨創(chuàng)性卻極少，基本上全為承襲并株守程朱學術思想，屬于自己的學術思想貢獻均相當可憐。

如開創(chuàng)“河東之學”的大儒薛瑄，門徒遍及山西、河南、關隴廣大區(qū)域，為北方朱學宗主。他就認為，經過“北宋五子”發(fā)端，儒學發(fā)展到朱熹這里已經成為極致，登峰造極，屬于當今學者的事只有一樣，那就是照著先輩所說的去做就夠了，“斯道已大明，無煩著作，直須恭行而已”。

有這種思想和認識的，又絕非薛瑄一個人，在明初諸儒的集體學術認知里與他們的為學方向中，這種思想普遍存在，隨處可見。

“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那登到絕頂之上“覽”過之后，還能干什么呢？若不是在絕頂之上逗留，便只有走下坡的路了。

當程朱理學被奉為絕頂之學后，那么儒學必然從此落入止步不前或每況愈下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