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觀念是我們的眼鏡?！⑻m

大約25年前，我出過一本論述民主的書，它的美國譯本的書名是《民主論》 （Democratic Theory）。這本書很走運，至今仍在一些國家印行。那么我為何再寫一本論述同一主題的書呢？有關民主的理論建設已使它大為改觀了嗎？具體地說，這期間已經出現了“新的”民主理論嗎？在1960和1970年代，有相當多的學者有過這類說法。盡管這些說法經不起推敲，卻為一次舊地重游提供了充足的理由。為了考察目前的民主理論同1950年代的理論有什么關系，本書大量吸收了先前那本書的內容，不過吸收的部分已幾乎全部重寫。為什么？我想，一個人作出變化，是為了回應變化，譬如我這里就要說到的那些變化。

首先，政治學詞匯已發(fā)生了廣泛的變化。學者們隨興所致地設計他們的概念已達到空前的程度，這一發(fā)展又由于那種認為語言的含義可以隨意規(guī)定的勇敢的新思想而取得了正當性。果真如此的話，我們便都有資格享受一種新的自由，可以隨意規(guī)定語言的意義。這一勇敢的新思想顯然沒有對硬科學產生什么影響，但對軟知識領域，尤其是政治理論詞匯，卻產生了重大的破壞作用。在這里，單憑詞語操作就可以創(chuàng)造出各種新理論。事實上，像自由、權威、壓迫、暴力、強制、寬容以及其他許多關鍵術語，對于相當多的公眾來說，已不再表達政治理論長期以來所表達的問題。我們還能進行可以理解的交流嗎？我們還能傳播和積累知識嗎？我當然希望能，但無所作為是不行的。

另一個并非不相關的變化是馬克思主義的影響。直到1950年代之前，大量的文獻論述的是“民主”，而不是“資本主義民主”，可是，如今無論是馬克思主義者還是非馬克思主義者，都在理所當然地談論資本主義民主。這是個十分重大的變化。資本主義民主是一種政治經濟制度。當然，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它是設計成政治上層建筑的一種經濟制度。在強調資本主義民主時，作為政治制度的單純的民主，不管是否還能得到公平而充分的發(fā)言機會（我本人對此表示懷疑），接受它確實要附帶一些固有的重要前提。對馬克思主義者引起的另一個變化同樣可以這樣說，即目前得到普遍同意的說法：“民主意識形態(tài)”不僅是民主價值信仰的設定者，而且是其理論的設定者。當然，非馬克思主義者是從中性的、無惡意的意義上使用“意識形態(tài)”一詞的，但即使這樣，承認“一切都是意識形態(tài)”卻絕不是在對無關緊要的結論作出無關痛癢的讓步。

第三種變化涉及另一個方面。當“對否定的崇拜”在1960年代中期盛行于教育機構時，行為主義革命也贏得了勝利。結果民主理論大大地變成了經驗理論。無論過去還是現在這都是十分重要的補充，但時機不好，因為經驗的民主論抵擋不住法蘭克福學派及其遍布各地的后代神采飛揚的哲學理論建樹。也就是說，經驗理論不是并且也沒打算成為辯論的理論。于是，對民主的辯論越熱烈——受到挑剔、爭論和檢驗——民主的經驗理論就越是無話可說。十年得勢的不是行為主義者，而是校園革命。因此我們主要是得到了一個在建構上熱情有余而知識不足的民主理論——辯論性的理論。

當我們好不容易熬到1980年代，問題就成了：主流的民主理論還存在嗎？我想是不存在了。有點令人奇怪的是，它的解體是由十年否定和隨后的十年技術化的共同作用造成的。繼1960年代那些失之簡單、熱情投入而又怒不可遏的文獻之后的，是長于賣弄技巧的復雜的文獻。大量的這類文獻對1960年代的否定者干脆視而不見，而且同樣忽視了這些否定之前的一切。它全都從頭做起。囚徒困境、投票行為的刁譎、最大正義、集體行為的規(guī)律、公共利益論——這一切（而且不止這些）都證明了令人興奮的新創(chuàng)造力。這也適用于政治哲學的復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