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的死囚還基本保留古代的形式，人被五花大綁，讀完判詞即被插上寫有罪名的尖銳木標。我看見那削尖的木片從他后領中猛插進去時，他齜牙咧嘴顯得很痛苦，但喊不出聲音來。我們一些膽大的孩子騎著自行車狂追囚車，就在城郊的田野上，他被掀了下來，踢跪在凍土上。行刑者熟練地在一米之內對其后背開槍，他猛然仆倒，蜷曲的身體掙扎了幾下，便永遠地安靜了，槍聲似乎還在山谷里泛出回響。無數(shù)男女老少都在圍觀，殺人實在是像這個無聊社會的一場喜宴，死者的血正好成為大眾調味的鹽。有個成人去把尸體翻過來，并解開了他的衣服，我們驚奇地看見了左胸上的彈孔還在汩汩淌血，最后的余熱裊裊飄散在寒冷的大地上。

一個生命就這樣打發(fā)了。在此之前，北方還有個叫作張志新的女人，死得更慘。這兩個人的罪名完全一樣，但罪行的內容恰好又完全相反。我們可以稱張是死于她的智慧和清醒，但楊卻更像是因其愚蠢和迂執(zhí)而死。問題是他們都是那個時代，敢于堅持自己思想和表達的人——不管后世如何評價其思想的正誤。他們除了思考和表達之外，并未去組織造反殺人放火。是的，他們是以言獲罪的人。而言論自由，是任何一個文明國家都要寫進憲法的公民權利。但同樣為了這點可憐的權利，張成了悲劇英雄，楊則永遠還是小丑。

五

人在這個世界偶然地經(jīng)過，因為五官六欲所能感受的短暫快樂，多數(shù)時候難免貪生。為了自己的生存而要去與別的物種爭奪生命的機會和空間，這種惡基于本能，我們常常無法去苛責——畢竟舍身飼虎那種宗教精神是圣徒英雄的情懷。但如果輪到人與人、族與族、國與國之間的生存競爭時，必然要遭逢彼此的算計、廝殺和戰(zhàn)爭，那么此中的人性底線是什么？在個人主義、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這些冠冕堂皇的大旗下，我們是否可以不擇手段地放縱暴力而無須去顧慮末日審判？

我拿這樣的問題來衡諸個人經(jīng)歷、親友往事和所謂的民族史詩時，常常深陷困惑，不知其中倫理標高應該設在哪個刻度。草民拜天地，是要學會敬畏。君子遠庖廚，是要心懷不忍。敬畏是要有所怕，不忍乃為培養(yǎng)愛。如果凡人皆知怕和愛，也許無須宗教，我們也可能超凡入圣了。問題是身處一個無神論國度，當科學原教旨主義被宣揚成某種普世價值時，當革命造反起義暴動洪秀全李自成都被塑造為英雄傳奇后，我們到底還怕什么？一切世間法何能扼制本來潛在又被反復提倡的惡性。

1949年，身為小地主之子的家父，為了亂世逃生而投身于新政。他的家庭在土改中慘遭滅頂之災，他卻成為另一個縣的剿匪英雄。父親回避往事就像一個暮年潦倒的老叟，害怕邂逅青春鐘情的戀人，但他的故事仍被我從一些幸存者的回憶中打撈出來。在那個嗜血的年代，他的出身要求他必須更加殘酷，這樣才不被懷疑其忠誠。我相信在他設計誘殺那些山野悍民，和經(jīng)手簽令處決和他父親一樣勤勞致富的地主時，絕非出于他本意的選擇。他并不愚蠢，他不會相信他那一刻的殘忍是代表正義，但他清醒地知道，他哪怕偶爾流露一點溫情，一定會成為別人對他殘忍的充足借口。就像那些加入黑幫的小弟，要先去殺人表示堅定和忠誠一樣——他別無選擇。

他領導的剿匪隊在平定了“文沙長暴動”后，某日活捉了十幾個俘虜?？h里命令押解進城，他只帶了兩個部屬。匪徒被捆綁串聯(lián)在一起行動，磨蹭到夜晚他們走進了荒無人煙的險境，極有可能被匪幫劫道。他的部下之一建議殺俘，向上級報告說匪俘逃跑被他們處決。他是頭，他得承擔責任，但為了自己人的安全，他只好默許——部屬先去解開繩索，要匪俘各憑天命逃生，他們三人在月光下點殺那些四散而逃的生命，能僥幸逃出他們神槍的大抵所剩無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