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張君勱的《人生觀》原文的大旨是：

人生觀之特點所在，曰主觀的，曰直覺的，曰綜合的，曰自由意志的，曰單一性的。惟其有此五點，故科學無論如何發(fā)達，而人生觀問題之解決，決非科學所能為力，惟賴諸人類之自身而已。

君勱敘述那五個特點時，處處排斥科學，處處用一種不可捉摸的語言——“是非各執(zhí)，絕不能施以一種試驗”“無所謂定義，無所謂方法，皆其身良心之所命起而主張之”“若強為分析，則必失其真義”“皆出于良心之自動，而決非有使之然者”。這樣一個大論戰(zhàn)，卻用一篇處處不可捉摸的論文作起點，這是一件大不幸的事。因為原文處處不可捉摸，故駁論與反駁都容易跳出本題。戰(zhàn)線延長之后，戰(zhàn)爭本意反不很明白了。（我常想，假如當日我們用了梁任公先生的《科學萬能之夢》一篇作討論的基礎，我們定可以使這次論爭的旗幟格外鮮明，——至少可以免去許多無謂的紛爭。）我們?yōu)樽x者計，不能不把這回論戰(zhàn)的主要問題重說一遍。

君勱的要點是“人生觀問題之解決，決非科學所能為力”。我們要答復他，似乎應該先說明科學應用到人生觀問題上去，會產(chǎn)生什么樣子的人生觀；這就是說，我們應該先敘述“科學的人生觀”是什么，然后討論這種人生觀是否可以成立，是否可以解決人生觀的問題，是否像梁先生說的那樣貽禍歐洲，流毒人類。我總觀這二十五萬字的討論，終覺得這一次為科學作戰(zhàn)的人——除了吳稚暉先生——都有一個共同的錯誤，就是不曾具體地說明科學的人生觀是什么，卻去抽象地力爭科學可以解決人生觀的問題。這個共同的錯誤原因，約有兩種：第一，張君勱的導火線的文章內(nèi)并不曾像梁任公那樣明白指斥科學家的人生觀，只是籠統(tǒng)地說科學對于人生觀問題不能為力。因此，駁論與反駁論的文章也都走上那“可能與不可能”的籠統(tǒng)討論上去了。例如丁在君的《玄學與科學》的主要部分只是要證明：

凡是心理的內(nèi)容，真的概念推論，無一不是科學的材料。

然而他卻始終沒有說出什么是“科學的人生觀”。從此以后，許多參戰(zhàn)的學者都錯在這一點上。如張君勱《再論人生觀與科學》只主張：

“人生觀超于科學以上”，“科學決不能支配人生”。

如梁任公的《人生觀與科學》只說：

人生關涉理智方面的事項，絕對要用科學方法來解決；關于情感方面的事項，絕對的超科學。

如林宰平的《讀丁在君先生的玄學與科學》只是一面承認“科學的方法有益于人生觀”，一面又反對科學包辦或管理“這個最古怪的東西”——人類。如丁在君《答張君勱》也只是說明：

這種（科學）方法，無論用在知識界的哪一部分，都有相當?shù)某煽儯晕覀儗τ谥R的信用，比對于沒有方法的情感要好；凡有情感的沖動都要想用知識來指導它，使它發(fā)展的程度提高，發(fā)展的方向得當。

如唐擘黃《心理現(xiàn)象與因果律》只證明：

一切心理現(xiàn)象都是有因的。

他的《一個癡人的說夢》只證明：

關于情感的事項，要就我們的知識所及，盡量用科學方法來解決的。

王撫五的《科學與人生觀》也只是說：

科學是憑藉“因果”和“齊一”兩個原理而構造起來的；人生問題無論為生命之觀念，或生活之態(tài)度，都不能逃出這兩個原理的金剛圈，所以科學可以解決人生問題。

直到最后范壽康的《評所謂科學與玄學之爭》，也只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