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同所有在軍閥割據混戰(zhàn)時代的漁利者們一樣，高揚起民國“正統(tǒng)”的魂幡，把儒家的綱常名教與攫權造勢同時擺進心中的祭壇。五四運動前后，可以在何應欽身上看出這種舊傳統(tǒng)幾乎被新潮流吞沒的跡象。但中國封建傳統(tǒng)文化的根基既深且厚，精華者絕不會泯滅，糟粕者也不會輕易朽爛。何應欽正是在承襲傳統(tǒng)文化中初嘗了權勢之果的滋味，進而把富貴、宗族、獨裁、虛偽、中和、襲故視為宦海競渡的方舟。但他也從傳統(tǒng)文化的精華中吸取養(yǎng)分，把恭敬、勤勉、忍耐、禮讓、自律、潔身、養(yǎng)性等，作為待人處世、自我調適的內功。

進入黃埔軍校以后，一方面，他與蔣介石之間的“君”、“臣”名分已經萌芽。蔣介石在孫中山逝世以后，儼然以真?zhèn)鳌罢y(tǒng)”自居。忠君、正統(tǒng)觀念和唾手可得的功利，使何應欽與蔣介石如膠似漆地粘結起來。另一方面，國共合作的形勢、國民黨中左派與右派的矛盾、國民革命與帝國主義軍閥勢力的斗爭，使各種關系錯綜復雜。在黔軍時代有過從權勢峰巔跌落隱痛的何應欽要避免重蹈覆轍，便選擇了支持蔣介石反共作為自己政治上平步青云的階梯，把儒家的中庸之道作為自己在波譎云詭中不被傷害的護身符。中和之表、寬厚之貌、慎篤嚴謹掩飾了他內心深處的一切，使他博取了上司的信任、同僚的友好、下屬的尊敬，最終獵取了他夢寐以求的權勢。雖然爾后何應欽皈依了基督教，但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動力與惰性猶如地心引力一樣，使他永遠無法擺脫。

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雙重效應與一條反共的主線、兩對矛盾的交織，便塑造了何應欽之為何應欽的特殊形象。

何應欽已經逝世20多年了，臺灣今日之國民黨也非何應欽在世時之國民黨。自中國內地改革開放以來，兩岸史學界的交流日益頻繁，在不少歷史問題的研究上或取長補短，或初有共識，或求同存異。但由于歷史上造成何應欽研究中盲區(qū)、誤區(qū)甚至雷區(qū)的原因仍有延續(xù)，海峽兩岸意識形態(tài)、價值理念、文化旨趣的差異，即使在信息時代，史料資源已可共享的今天，對何應欽其人其事的研究和評價各執(zhí)一端者非僅一二。

復雜的政治、歷史、人文背景，造就了復雜的歷史人物。何應欽作為近代中國一位有國際影響的軍事人物，其所作所為自有它無可否認的歷史合理性或歷史必然性。在這種歷史實踐尚在進行之時，自然不能蓋棺定論。而當何應欽作為歷史人物進入研究者視野時，肯定其歷史合理性或指陳它們的歷史必然性，便有了可能與必要。因此，筆者從20世紀80年代起，就把何應欽研究作為從事史學研究的重點領域和切入點，也曾發(fā)表過引起爭議的“一家之言”。筆者認為，在何應欽研究中影響面最大的問題，大約以“何梅協(xié)定”、西安事變中何應欽的主戰(zhàn)動機、“攘外安內”、親日派等最為關鍵?，F將自己的研究結果綜述如下，以期成為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