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爾后漫長的軍政生涯中，何應欽好比國民黨軍的大管家。管家要善于對主子察言觀色，永遠不能獨行其是和喧賓奪主。這一點，一般說來，何應欽是能掌握分寸的。他還有一點是任何總管之類的角色所難以做到的，即不在主人周圍培植自己的私黨，不擅自移轉所守護之物。這不僅博得蔣的放心、歡心，更能在大多數(shù)時候游離于國民黨的派系漩渦之外；而真心黨附他的人，也可以免去被主子猜忌的后顧之憂。

何應欽依附于蔣，得蔣信用，在國民黨中央系與地方各派系的斗爭中具有特殊地位。他既是國民黨軍中央系的第二號人物，卻又不是江浙幫，與蔣無裙帶瓜葛，而與川、滇、黔、湘、桂、粵這些曾同屬西南軍閥營壘的地方實力派有歷史淵源及廣泛聯(lián)系。蔣之重用何，既可作為籠絡非嫡系的招牌，還可驅使他在新軍閥混戰(zhàn)中火中取栗，而又避兼并異己之嫌。這是在蔣介石權力怪圈核心層人物中，別人所無法替代的。

蔣介石死后，何應欽以三代元戎、兩朝老將的姿態(tài)，把對蔣介石的忠誠移之于蔣經(jīng)國身上，忠臣良將是兼而有之。除了感情的延續(xù)外，他仍是為“正統(tǒng)”信仰和個人操守所驅動。

何應欽對社會、官場的普遍適應性與他個人生活作風、個性品格之間似有矛盾，如果機械地套用模型分析方法，似乎這矛盾的提出本身就因矛盾對立而不能成立。

這對矛盾的表象，是受周圍的人推崇備至的寬厚的處事待人之道和勤勉敬業(yè)的工作作風。他的嚴于克己的生活作風和某些深含儒家中和之道、確實值得肯定的個性，既是其與蔣關系的潤滑劑，又是在權力角逐中不易成為眾矢之的的護符。何應欽外在的優(yōu)柔寡斷、誠摯和內心的深含不露、工于心計能相輔相成。他在官場上和政治斗爭中的世故圓滑、禮讓謙退，與他的不大肆聚斂揮霍、潔身自守頗不協(xié)調。他沒有惡習嗜好，但對周圍的腐敗蔓延、賄賂公行、狂嫖濫賭、巧取豪奪等現(xiàn)象雖有不滿，卻無可奈何，有時還故意放縱，以免結怨。這種社會環(huán)境與他個人崇奉的道德原則的沖突十分激烈，他要真正堅持個人認可的道德原則，實際上是不可能的。為了自保并求得發(fā)展，他不能不表現(xiàn)出政治道德與生活道德的矛盾、對人對己矛盾的雙重人格。他追隨蔣介石反共起家，一切皆以反共利害為依歸。在蔣介石面前，他一味順從逢迎，很少立異執(zhí)言；即使追權逐勢，只想巧取不敢豪奪，故能僥幸避禍，保全祿位；而他對上謙恭，對左右和氣，對朋友頗禮貌，對部下、學生均無架子，人緣頗好，亦能使部下替他賣力。他辦事縝密，工作勤奮，循章依矩，不越雷池。有時亦身先士卒，能作表率。他追隨蔣介石，“從一而終”。在CC派、復興社、政學系之間，取超然之勢，盡量回避沖撞。去臺后，他與“大陸派”、“土著派”，亦皆結緣聯(lián)誼。即使受到排擠，也能委曲求全，終能旋伏旋起，解怨釋嫌，永享尊榮。

如果說何應欽一生軍政生涯的軌跡主要是反共的話，那在中國共產(chǎn)黨誕生以前，主宰他思想、行為和導致他走上反共道路的深層次的思想文化因素是什么？它是怎樣與一條主線、兩對矛盾銜接吻合的呢？

在何應欽身上，確乎體現(xiàn)了以儒家思想為主要內容的封建傳統(tǒng)文化的雙重效應。何應欽自幼就接受了儒家綱常名教、修身養(yǎng)性、治國平天下的思想。留學日本期間，他對中國儒學、印度佛教與西方近代文明融合而成的大和文化中的儒學之根，產(chǎn)生了強烈的認同與欽仰。儒家思想在中國歷史上經(jīng)歷了創(chuàng)生、演變和掙扎衰落及當今的揚棄發(fā)掘的四階段，其對何應欽的影響不可謂不深不大。何應欽的青少年時代和開始軍政生涯的黔軍時期，正是清末民初傳統(tǒng)儒家思想受到猛烈沖擊而掙扎衰落的時代。他思想中既保留著傳統(tǒng)儒學之根，但又兼收并蓄地接納了西方近代民主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