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羅蕊安排我見了一下俱樂部老板—老麥。老麥是一個60多歲、看似貌不驚人卻聲若洪鐘的猶太老人，我差點被他的大嗓門嚇到。我一直都認為，說話聲音大是人真誠坦率的表現(xiàn)，后來才知道，老麥有點耳背，所以講話才那么大聲。老麥平時基本不怎么來俱樂部，因為他還有其他生意，據(jù)說是一個銀行的董事，還是若干保險公司的大股東。但我能看出來，老麥也很喜歡我，或者說，他信任羅蕊，因為他馬上就同意了讓我上任，而且把羅蕊跟我講的預期薪水又提高了一截。

到了周六，我就走馬上任，干上了兼職經(jīng)理。開始幾個禮拜，羅蕊還來跟我一起上班，后來看我干得還不錯，有時候干脆就放我一個人在那里，她則美滋滋地享受休假去了。

正如羅蕊所說，牌室經(jīng)理這活，其實一點也不難，至少對于有心人來說不難。平時我打牌的時候，就經(jīng)常觀察羅蕊是怎么運營管理的，到了這時正好派上用場。我對所有發(fā)牌員都和顏悅色，他們也都樂意跟我打交道。跟發(fā)牌員搞好關系是很重要的，因為牌室有時候生意突然好起來，就要緊急叫上一兩個本來不當班的發(fā)牌員來補班，理論上講，這是他們的職責所在，但將心比心，誰愿意在休息時間被叫來工作？這時候私人關系就很重要。很多發(fā)牌員都跟我說：“大衛(wèi)，我來補這個班，不是為了牌室，是為了你。”對這些兄弟，我都心存感激。

有時候趕上發(fā)牌員突然生病請假，一時間叫不來補班的，我只能親自上陣發(fā)牌。按道理說，發(fā)牌員是要經(jīng)過1到3個月的培訓，才能上崗執(zhí)業(yè)的。我這純屬趕鴨子上架，早就做好了被別人看笑話的準備。但是一場牌發(fā)下來卻出奇地順利，洗牌、發(fā)牌、掌控全桌進度、數(shù)籌碼、在高低牌戲中分鍋，我都做得有板有眼。這部分歸功于我平時在牌室的細心觀察，但很大程度上還要歸功于我在家喜歡模擬牌桌，自己經(jīng)常一角多用，同時充當發(fā)牌員、自己和對手。本意是練習牌感和研究對手，無意中把洗牌發(fā)牌也練熟了。

返鄉(xiāng)送別母親

1989年底，我接到二哥從廣西打來的電話，知道了母親病重住院的消息。我心急如焚，稍微交代了一下飯店和盤俱樂部的事情，就立刻買了機票回國。一路上我又著急又愧疚，又苦悶又抑郁。著急的是母親的病情—伴隨她幾十年的哮喘已經(jīng)讓她吃盡了苦，不知道她能不能再熬過這一關。愧疚的是，所謂“父母在，不遠游”，雖然是古人的觀點，但我在美國這一晃11年，確實沒有也無法盡孝道，二老有點什么事情，只好靠守在老人身邊的哥哥姐姐們，我定時寄回去的美元代替不了親情?？鄲炓钟舻氖?，母親指望我出人頭地衣錦還鄉(xiāng)，我雖生活無憂，但距離出人頭地還遠得很。更重要的是，我竟然沾染上了母親最為不齒的賭博惡習！一想到這些，我真的不知道該怎么向母親開口。唉，撲克不是賭博，頂多是有技巧、可以贏錢的游戲，這些事理我懂，可是母親懂嗎？她能接受嗎？

下了車我直奔醫(yī)院，母親靜靜地躺在床上，鼻孔插著氧氣管，瘦骨嶙峋，形容枯槁。我一見這情景，再也忍不住心里的酸楚，撲到病床前跪倒，眼淚撲簌簌地掉下來。

接下來的兩星期里，母親的病情時好時壞。我每天都守在她身邊，和她一起回憶過去的事，也給她講我在美國的經(jīng)歷。當我提起有時候打牌還能贏點錢時，她嚇壞了，鄭重地告訴我：“你可千萬別沾那東西，賭博沒一個有好下場的，十賭九輸說得不對，應該是十賭十輸。”我跟她解釋，說撲克跟其他形式的賭博不一樣，是有技巧的，我比他們厲害，所以能穩(wěn)定地贏。她還是不放心地勸我：“賭徒們都說自己能贏，最后還不是一個接一個地輸?shù)狡飘a(chǎn)？其實輸錢倒無所謂，我是怕你輸了錢做傻事，搞不好都得進去！”沒想到這句話一語成讖，我輸光的時候倒沒有，可是后來真的“進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