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談判過程中，作為美國首席談判代表的巴舍夫斯基，因為在談判中對中國不斷提出要求，而被戲稱為“貪婪女士”。當然，他們也給了我一個綽號，叫作“摳門先生”，意指我在談判中斤斤計較。

其實，我有時真不想那么摳門兒。

有時候我們談判，一直進行到深夜，如果我在某些談判條件上稍微大方一點，我們就可以結束談判，但是我不能，這是關乎國家利益的事情，真不能松口。談判注定給人一種煎熬的感覺。

一方面，我們要面對國外談判方的壓力；另一方面，我們還得跟國內各部門溝通解釋。有人戲稱，這是談判的“第二戰(zhàn)場”。

每一個部門的負責官員都有一種強烈的愿望，都想確保自己的部門在中國入世以后不受到沖擊。還有一些人對關貿總協(xié)定條文、對多邊貿易體制不是很熟悉，因此對我們談判的很多內容多有誤解。這些都會給我們的談判帶來壓力和阻礙。

比如在農產品進口方面。根據關貿總協(xié)定關稅配額量的規(guī)定，配額量并不一定是實際進口量，進口量超過配額量就用高關稅，低于配額量就用低關稅甚至免關稅。1999年我們與美國達成協(xié)議，每年進口小麥的關稅配額量為700多萬噸，5年以后增加到900多萬噸。當時有些人誤解了，認為我們承諾每年從美國進口900萬噸小麥，國內糧食市場會遭到很大的沖擊。這種說法在國內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很多人都說我們讓步太多了。實際上配額量是一個控制量，不是一個非要進口的量。包括美國在內的其他國家，它們的關稅配額量從來沒有完成過。當時面對這種指責，真是有種“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的感覺。

再比如說，1994年的談判其實是有可能取得突破性進展的，談判開始時形勢很好，澳大利亞代表和新西蘭代表表示，堅決支持中國，前提是中國解決一下羊毛的進口配額問題。當時我們得到的授權是每年進口16.9萬噸羊毛，而澳大利亞和新西蘭要的是18萬噸。澳大利亞和新西蘭表示，只要中國同意這個18萬噸，他們將全力支持中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是西方國家，如果西方國家的談判營壘出現(xiàn)了分裂，那么中國復關成功的機會就很大了。我很想同意它這個18萬噸，但是與代表團其他成員商量的時候，他們堵死了任何可能性。我只好按16.9萬噸這個數字談，最后拒絕了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要求，于是在那次談判后，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堅決站在美國方面，態(tài)度非常強硬。

使我感到沮喪的是，等我們回到國內查看1994年的進口數據，最終發(fā)現(xiàn)1994年我們實際進口了31萬噸羊毛，遠遠超過別人提出的18萬噸。當時管理很松散，“一般貿易進口”“加工貿易進口”以及其他貿易形式的進口不一而足，而管理則是分兵把口，各管各事，一個部門管一種形式的進口，結果連全國每年進口多少羊毛都沒有一個清楚的概念，糊里糊涂地就拿出了一個奇怪的16.9萬噸配額。而澳大利亞、新西蘭這些國家知道自己每年出口了多少，明明知道當時中國每年平均進口22萬噸，他們要求18萬噸并不過分。

1994年的復關沖刺沒有沖出去，主要問題就出在內部協(xié)調的不力和管理體制的混亂上。這種情況的出現(xiàn)就讓我們在談判的過程中腹背受敵。時光荏苒，1999年中美達成協(xié)議以后，我看到網上的新聞標題是“龍永圖，別流淚”。我激動的時候是不會哭的，有什么好哭的！達成協(xié)議后，我很激動，也有些遺憾，總是會想如果在前面談判的某個環(huán)節(jié)把握得更好一些就好了。但不管是激動還是遺憾，我都不會哭，談判又前進了很大的一步，這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