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尼采為瓦格納總結(jié)的心理特征中，屬于最有預(yù)見性的、最敏銳的特征有：尼采指出了，瓦格納無所不曉地“讀懂其他個體”，這“幾乎不允許一種相當人性的交往”。他還補充道：“唯獨愛接近他，但是，這種愛是盲目的，而他去看。所以，他習慣于被愛，并且在愛中進行統(tǒng)治?！?在尼采看來，把愛的供給和統(tǒng)治姿態(tài)結(jié)合起來，這就是瓦格納的個性特征中的不可抵御的作用的秘密公式。然而，在尼采1874年的日記中，瓦格納卻作為一個失敗的統(tǒng)治者出現(xiàn)。尼采不僅僅從拜羅伊特項目的“失敗”出發(fā)，而試圖探究這種失敗的“原因”，在他看來，作為在最高的水平上失敗的人，作為革命者，瓦格納是失敗的，在與國王的友誼中，他也是失敗的。這種與國王的友誼，并沒有在藝術(shù)上和物質(zhì)上給他帶來他所期望的，反而把他拉入那位耽于幻想的國王可疑的名聲中。

他參加革命，同樣也是不幸的：他失去了有財產(chǎn)的保護人，引起了恐懼，而又不得不以社會主義各個政黨的變節(jié)者出現(xiàn)；一切都對他的藝術(shù)毫無益處，而且很沒有必要性，此外還成了不明智的標志，因為他根本就沒有看透1849年的局勢；第三，他侮辱猶太人，而猶太人擁有最多的金錢，并且掌控新聞媒體。當他這樣做時，他還沒有相關(guān)的職業(yè)——后來則是復(fù)仇。

尼采1874年的日記記錄了他所擔心的預(yù)感，即瓦格納會在拜羅伊特遭受失敗。由于路德維希二世提供了貸款，這些擔心事實上證明是沒有根據(jù)的，這時，尼采對失敗的分析也就被抽掉了根基。所以，在1876年的紀念文章《理查德·瓦格納在拜羅伊特》中，尼采批評的語氣最終完全消失了。

在拜羅伊特，瓦格納夫婦根本就沒有料到任何關(guān)于尼采內(nèi)心發(fā)生的批評性的轉(zhuǎn)變。當《尼伯龍根的指環(huán)》的排練于1875年夏天在拜羅伊特舉行時，他們也似乎忘記了尼采對1874年的疑慮。尼采的朋友蓋爾斯多夫、羅德和弗蘭茨·歐維爾貝克得以參加排練；而尼采本人則由于他的棘手的健康狀況，不得不遠離他們，無法參加，倘若不是什么更深層的心理的和理智的原因強迫他缺席。尼采真正表達渴慕和悲傷的詩歌還是被寄到了在拜羅伊特的朋友們的手上。例如，8月1日這封寫給羅德的信：“然而，我每天的四分之三以上時間都想象著在那里，就像一個幽靈一樣，總是圍繞著拜羅伊特……我在散步時足夠頻繁地在內(nèi)心指揮我能背下來的全部音樂，然后跟著哼唱?！?/p>

1876年7月初，當尼采的著作《不合時宜的觀察》的第四篇《理查德·瓦格納在拜羅伊特》出版時，可以理解的是，瓦格納對尼采的“卓越的著述”（科西瑪在日記中這樣記載）作出了熱情洋溢的回應(yīng)，盡管瓦格納由于正在現(xiàn)場，全力以赴地投入到音樂節(jié)直接的籌備工作中，而只發(fā)了份電報：“朋友！您的書太棒了！——不過，您對我的了解到底從何而來呢？” 在瓦格納的“慶典講話”發(fā)表十年之后，尼采在一份作為遺稿出版的日記中，把瓦格納1876年發(fā)表的“慶典講話”描述為一種“宣布脫離關(guān)系和關(guān)系疏遠的行為”，盡管講話表現(xiàn)出奉承的姿態(tài)，他這樣引用了這篇講話：“每一位仔細檢驗的人都知道，就連一種神秘的對立關(guān)系、相互對視的神秘的對立關(guān)系都屬于觀察?！?在《人性的，太人性的》（Menschliches, Allzumenschliches II）（1886年）的第二部前言中，尼采也引用了瓦格納“凱旋的慶典演說”中那句“背叛的和傷感的話”。這篇慶典講話是“對我的一段過去進行贊美和感激，針對我的航行之最美麗的、也是最危險的海洋平靜……而實際上是一種分離，一種告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