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農村經濟困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土地兼并。清朝土地兼并非常嚴重，滿族入關后，大規(guī)模的暴力圈奪土地，大量耕地集中在皇帝以及貴族地主手里。嘉慶年間，北京周圍擁有皇莊最多，達539個，占地面積共計9650頃49畝有奇；盛京、錦州、熱河、歸化等地均有皇莊，分別占地7147頃16畝、12268頃26畝、5275頃84畝有奇、1014頃、147頃、270頃；一些大地主、大官僚紛紛占并土地，乾、嘉之際有名的貪相和珅，占有土地80多萬畝；道光年間，大學士、直隸總督琦善占有土地256萬余畝；有錢的商人紛紛購買田地。失去土地的中小地主與農民成為流民或佃農。

二是人口激增。晚清一個最顯著特點是人口的增長。1792年雍正實行攤丁入田的稅收政策，這一政策極大鼓舞了人口的繁殖。到19世紀初人口出現(xiàn)一個高峰時期，嘉慶元年全國人口據(jù)清史稿記載是2.7億，但實際上應該超過3個億，因清史稿記載乾隆時期全國人口已經達到3億。道光末年全國人口達到4.1億，與乾隆六年比，凈增2.7億。（見崔之清主編、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太平天國戰(zhàn)爭全史》第一卷第3頁）以曾國藩家論，曾國藩祖父生育兩個兒子，而曾麟書則是五子四女。19世紀時，中國農村家庭人口平均為5名左右，勞動力一般是2名，人均擁有可耕地為1.75畝至2.3畝。畝產糧食平均2.5石計370市斤。人地矛盾突出，相同的土地養(yǎng)不活激增的人口。

三是銀貴谷賤。當時蘇、松、常、鎮(zhèn)、太等地，是全國產糧最好的地區(qū)，畝產米自一石五六斗至二石不等；除去佃戶平分之數(shù)與抗欠之數(shù)，業(yè)主所收不過八斗。八斗除去額征之糧、漕斛、幫費計六斗，業(yè)主只獲二斗。繳納國家稅收“收本色者少，收折色者多”。本色就是繳糧食，折色就是折成銀兩上繳。東南地方一般是3000錢買一石米。以前是一兩銀子換1000錢，一石米可以換3兩銀子；到了咸豐初年，一兩銀子換2000錢。銀價漲一倍，錢價跌一倍。農民上繳折色，增加了一倍的收入。繳不起，就拖欠。所以到“道光十五年以前，江蘇尚辦全漕，自十六年至今，歲歲報歉，年年蠲緩，豈昔皆良而今皆刁！蓋銀價太昂?！崩U不起，就預征，今年收明年，叫做“截串”之法。這個辦法的實施，加劇了農民的負擔，有的地方收到了孫子、玄孫一輩，官民矛盾更加加劇，引發(fā)了各地農民起義鬧事。

四是天災人禍。自然災害層出不窮，此起彼伏。南方的水災、北伐的旱災、黃河的泛濫，幾乎年年有。因災害減免錢糧是清朝的一項重要政策，據(jù)統(tǒng)計在康熙執(zhí)政的六十年里，康熙免除的全國錢糧累計達到9000萬兩。1841-1843年黃河三次大的泛濫，1846-1850年長江、黃河流域1100個州縣有不同程度不同種類的災害。鴉片戰(zhàn)爭至1850年太平天國戰(zhàn)爭爆發(fā)，期間災害連連，饑民、游民遍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