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出生于農村，對農村社會發(fā)展情況、農民的生存狀況有較多、較深的了解。他目睹與親歷了19世紀鴉片戰(zhàn)爭前后中國農村經濟的裂變，看到了許多中小地主、擁有土地的農民，由于各種各樣的原因失去土地，淪為佃戶或流民。這種裂變，使他對未來的認識充滿不確定性與恐怖感，直接影響了他“盛時要做衰時想”思想的形成，而且也深化了他對中國農民的同情之心，增厚了他的愛民思想。他在咸豐元年十二月十八日《備陳民間疾苦疏》與十二月十九日《平銀價疏》，反映的正是這一時期農村社會狀況。這些奏折，反映了一個領導者對民間疾苦的關懷之情，與亟思拯救之心；體現(xiàn)了他的民本思想與愛民思想。這一時期的認識與思想對他后期領導術的完善、健全意義非常重要。

最讓他有切膚之感的一批人是他非常熟悉，或者曾經幫助過他的人。這些人包括楚善八叔、蘭姊與蕙妹、舅舅一家、歐陽滄溟、彭王姑、陳本七、鄧升等。在19世紀二三十年代初，他們的家庭處境還是比較好的，和曾國藩家的情況差不多，只是經過了短短十幾年的時間，他們就家道中落了。他指出：

諸弟生我十年以后，見諸戚族家皆窮，而我家尚好，以為本分如此耳，而不知其初皆與我家同盛者也。兄悉見其盛時氣象，而今日零落如此，則大難為情矣。

幾個弟弟出生在二十年代，進入青年，時間已經到了三四十年代，他們對過去親戚家的情況是缺乏了解的。對于他們在四十年代的困難狀況，缺乏同情，甚至認為他們本來就是這樣艱難。當時這些人的困難是很令人同情的。曾國藩在他的書信里都有交代。楚善八叔光景困難，以致“絕無解危之處”； 蘭姊與蕙妹 “家運皆舛”，難以生存；娘舅一家也在嗷嗷待哺。

這些早年家庭條件比較好的家庭變化成了這個樣子，其他的只有少量土地、或者沒有土地的農民，生活的困苦更是可想而知。就是曾國藩一家，條件也未必好到哪里去，不僅家中經常欠賬，曾國藩做京官，也常常借錢度日。道光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九日曾國藩寫信給他的祖父說到：“孫此刻在京光景漸窘。然當京官者，大半皆東扯西支，從無充裕之時，亦從無凍餓之時?！蓖臧嗽鲁跞?，曾國藩給父親寫信說：“男目下光景漸窘，恰有俸銀接續(xù)，冬下又望外官例寄炭資，今年尚可勉強支持。至明年則更難籌劃。”次年正月十八日給祖父寫信，再一次談到：“孫在京光景雖艱，而各處通挪，從無窘迫之時。但不能寄資回家，以奉甘旨之需，時深愧悚?！钡侥甑住吧许毥桡y百五十金”。與地方相同的是借錢一樣難；不同的是還錢“不勒追強逼耳”，有就還，沒有拖拖也無妨。從這里外面可以看出曾國藩在北京生活的窘迫。

當年，曾國藩考上進士當上翰林的時候，曾玉屏告誡他的兒子說，孫子雖然當作了翰林，但是家中的開支還是要靠種田維持，不能靠翰林的收入。到了四十年代，曾家的田土不僅沒有減少，相反還有增加；但是欠賬時常不少。曾國藩還要想辦法寄些錢回家給父母用度開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