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儒共體：日本儒學的轉(zhuǎn)換

岡田武彥先生畢生研究儒學尤其是陽明學，但他并非傳統(tǒng)意義上的儒學家，而是一位主張“神儒共體”的具有日本特色的儒學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思想是對戰(zhàn)后日本社會及當代人類命運的反思與總結，在他身上真切地體現(xiàn)了儒學的日本化。

近世日本人觀念中的“儒教”是有比較嚴格的時間限定的，多是指由藤原惺窩（1561～1619）和林羅山（1583～1657）等江戶儒者導入、以宋代朱子學為核心內(nèi)容的“性理學”，而岡田先生所說的“儒教”卻是以陽明學和神道學為中心的日本儒學。

雖然從宏觀上說日本學者也認同日本與中國、韓國同屬東方儒教文化圈的說法，但從微觀上說，儒教究竟對日本產(chǎn)生了多大影響，看法卻相當不一致。尤其是近現(xiàn)代以來，在日本先行的思想指導下，超越普遍性而強調(diào)日本特殊性的研究傾向逐漸占據(jù)了主導地位，特別是津田左右吉（1873～1961）的思想，直至今天仍有很大影響。津田認為：“日本文化是基于日本民族生活方式的歷史展開而獨自形成的，其精髓可以說完全不同于中國文化?！毡具^去的知識分子在知識的層面上雖受中國思想的熏陶很深，但這與日本人的實際生活相去甚遠?？梢哉f儒教對日本人的實際生活并沒有發(fā)生直接的效應。日本與中國，日本人與中國人，幾乎在所有的層面上都截然不同。”“若把儒教與日本人的生活聯(lián)系起來解讀，那就會產(chǎn)生矛盾和沖突，要么牽強附會，要么曲解儒教而不顧其實質(zhì)。……實際上，儒教被日本化并非事實，儒教就是儒教，是中國之思想，是文字上的知識，它并沒有進入日本人的生活?！?/p>

當代日本著名史學家司馬遼太郎、陳謙臣等也認為，儒教對日本人而言只是一種比較抽象的哲學理論，是學問的對象，而并沒有成為日常的生活原理和行為規(guī)范。奈良時代制定的“十七條憲法”第二條中提到的“篤敬三寶”，反映的是隋唐時期中國佛教的隆盛及其對日本的影響，這以后日本受佛教的影響不比儒教小，所以在日本幾乎看不到宣揚禮教的“牌坊”，但“佛塔寺院”卻隨處可見。雖然德川幕府公認的意識形態(tài)是儒教，武士們使用的教科書也是“四書五經(jīng)”，但那也只局限在官僚階層內(nèi)，而并沒有深入民間，成為普通人的思維習慣。

岡田先生的看法與上述學者不同。他把儒教融進日本固有的神道體系中，認為儒教是神道的重要組成部分，離開了儒教，也就談不上神道。在他看來，日本的神道大致經(jīng)歷了五個發(fā)展階段：一是反本地垂跡說。即主張把神道放在根本的、主體的地位，而將儒教、佛教置于派生的、從屬的地位，認為是“日本生出種子，中國展現(xiàn)枝葉，印度開花結果。所以佛教是萬法之花果，儒教是萬法之枝葉，神道才是萬法之根本”。二是儒家神道。進入江戶以后，佛教勢力日趨衰微，儒教成為占統(tǒng)治地位的意識形態(tài)，出現(xiàn)了主張以儒教為根本的神儒結合的神道流派。三是垂加神道。在大量吸取儒、佛思想之后，神道自身的羽翼逐漸豐滿，出現(xiàn)了神主儒從的思想傾向，在此基礎上形成的一大流派即垂加神道。認為應當“以神道為主，以儒道為潤色”，主張用儒教的大義名分和忠孝觀念來維系天皇的神圣權力。四是復古神道。它排斥儒、佛二教，認為儒、佛二教歪曲并遮蔽了日本的古道真義，故主張將此二教從神道中清除出去，而以《古事記》和《日本書紀》等古典文獻來闡明真正的日本精神。五是國家神道。它是把垂加神道、復古神道等思想推向極端的產(chǎn)物，其基本思想是敬神愛國、崇祖尊皇，并強調(diào)國體主義和日本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