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42年6月4日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市。母親生我前，已有三子一女，最小的女兒已經(jīng)8歲。當時家庭生活困窘，母親不想再添累贅，便遍求偏方，想在孕中把我打掉，但那些偏方統(tǒng)統(tǒng)不靈，最后還是只好把我生了下來。

當時正處于抗日戰(zhàn)爭最艱苦的階段。父親出于愛國熱情，給我取名“心武”。“心”是排行，“武”是要以武力驅(qū)逐日寇的意思。

后來母親一度帶我回到老家安岳縣。我的祖籍是安岳縣龍臺場高石梯，那是一個極其偏僻的村落。我始終沒有回到過那個村落，盡管后來我不止一次回過安岳縣城，并且有一次還回到過龍臺場。老家安岳縣永遠能在我心中喚起一種難以言喻的親切感，我記得它的一家理發(fā)館中，有著一面用四排二十四把蒲扇連綴而成的大扇子，用滑輪和繩索構(gòu)成一種機關(guān)，理發(fā)師傅給顧客理發(fā)時，可以用腳踩得它上下扇風。也許如今它早已被電風扇取代了吧，但故鄉(xiāng)的那種特殊情調(diào)，既已儲留心中，卻是任何新奇的東西都不能淡化的。

再后來我家定居重慶。我們住在南岸，隔江與重慶城區(qū)相望。推開我家房舍的窗戶，長江永無止息地流淌著，對岸是密密麻麻的“吊腳樓”，纖夫那悲壯的號子聲一起一落地飄來，縫綴著大補丁的灰帆時隱時現(xiàn)地浮過……晴天很少，霧氣常來，到了晚上，對岸的萬家燈火仿佛無數(shù)只一眨一眨的眼睛，使我感到無比神秘。

我便在那霧蒙蒙的山城度過了我耽于幻想的童年。

1950年，我父親被調(diào)往北京工作，我們?nèi)译S往。從此，我便一直生活在北京。

剛到北京，我是一個頑固的“小川佬”。因為錯過了新學期的開始，住家附近只有一所私立小學愿意接收我當插班生。我插進去以后有很長一段時間堅持說四川話，其實我心里早就會說北京話了，可就是不好意思開口，弄得老師皺眉、同學取笑。我記得有一天同班一位同學不知為什么事同老師頂了嘴，那老師氣惱之下，便把他從我們?nèi)昙壗淌彝献У搅硕昙壗淌?，當場宣布了他的降級。這件事給了我一個強刺激。我在生活經(jīng)歷中第一次體驗到了對不公正的事情的義憤。我忍不住對同座的同學說：“干嗎？！”這大概是我第一次在公共場所說北京話。

那所私立學校從校長到教師概由一個家庭的成員充任，整個學校的氣氛令人難以忍受。不等國家對它實行接收、改造，我的父母就讓我轉(zhuǎn)到了另一所公立學校。在那里我戴上了紅領(lǐng)巾。我是一個平庸的學生，最令我難忘的業(yè)績，是有一回學校舉行講故事比賽，我竟被推選為班上的參賽者之一。經(jīng)過反復(fù)預(yù)習和試講，我終于在眾目睽睽下登上了賽臺，但我剛站定便失去了原有的靈感與勇氣，結(jié)結(jié)巴巴地支撐到故事的結(jié)尾，在同班同學責備的目光和嘖議中走下了賽臺。從那回起我就明白，在人生的途程中，我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須付出比別人更多的代價，因為我太笨。

有一天下午，午睡后跑去上學，發(fā)現(xiàn)旁邊的座位是空的，一直空到下午放學時。后來老師告訴大家，我的同座中午跑到城外窯坑游泳，淹死了。老師嚴肅地發(fā)表著由此派生出的訓誡，我一句也沒有聽進去。我只想著那同學上午還活現(xiàn)于我眼前的聲容笑貌。頭天下午上課時，我還用指甲在他那黝黑的胳膊上劃出過白道。可是他竟從此消失了。這是我頭一回生動而具體地體驗到死亡的含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