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限度地維護國家主權?！?/p>

在維護國家主權問題上，從出發(fā)點和根本立場上看，張氏父子如出一轍。盡管學術界有一種聲音，指斥張作霖賣國，在張學良心目中，他更敬佩他父親，他坦然自己“沒有他父親的能耐?！?/p>

張氏父子均曾身居國家要位，碰到的問題基本包括了國家主權的全部內容。不僅如此，張氏父子執(zhí)政的年代與今天不同，當時的國家主權原則和國家利益并沒有獲得國際社會的真正認同和尊重，甚至經常遭到日俄兩國和其他列強的蔑視、凌辱和剝奪。這樣，在維護國家主權的路上必然充滿荊棘，甚至是兇險。我們評價這樣的人物，宜以大仁論其政，以大義評其戰(zhàn)，以大節(jié)觀其人，以遠見察其時局之主張。不可忽略敵強我弱之背景，不可淡忘維護主權之艱難。

臺灣東吳大學教授沈云龍認為，張作霖“雖身處日俄兩大強鄰之間，卻時刻不忘國家領土主權的維護，周旋折沖，軟硬兼施，不循故常，使覬覦者于既得權益之外，無可再生妄念，得以彼此相安無事。如果他能始終善為利用其所處的特殊地理環(huán)境，保境安民，休養(yǎng)生息，置身事外，不與國內軍政紛擾糾結一起，當可與五代十國時以鹽梟起家而管轄浙東西十一州的吳越國王錢镠媲美”。（注：沈云龍：《從歷史觀點看張作霖的成敗得失》，臺灣《傳記文學》第21卷第4期，第25頁。）

臺灣學者張式綸認為：“民國以來東三省承清季喪亂之余，如雨亭先生出而主持軍政，綏靖地方，建設經營，則日俄戰(zhàn)后，地方糜亂，人民涂炭，不知伊于胡底。如東北軍政不能自衛(wèi)，則南北滿早為日俄所吞并，而無待于‘九一八’。華北內蒙之續(xù)被侵略，亦無待于‘七七’。外蒙古之獨立，亦必大為提早。東北軍進關則促使曹吳失勢，有助于北伐。東北軍出關而促進和平統(tǒng)一，是進退皆有益于大局，有造于國家。雨亭先生以一人之進退生死，而攸關世局與國運，如此其巨大，如此其深遠。生為東北之重鎮(zhèn)，國家之長城。死則以身殉國，重如泰山。中國近代史無論如何編纂，雨亭先生必然永居重要地位，成為民族英雄、歷史偉人”。（注：張式綸：《論張大元帥雨亭先生》，臺灣《傳記文學》第21卷第4期，第29—30頁。）日本有位叫伊原澤周的學者評論說：“其實，日本對張作霖，只是希望他能像日俄戰(zhàn)爭后那樣，為日本‘鞠躬盡瘁’，即使后來張作霖成了‘東北王’，日本也希望他能做個‘兒皇帝’。這樣，日本可以通過張作霖獨占東北權益，以擺脫華盛頓會議所規(guī)定的門戶開放、利益均等的束縛。但張作霖不愿寄人籬下，企圖做唯我獨尊的國家元首，這又是日本當局絕不能容忍的”。（注：〔日〕伊原澤周：《張作霖“討赤”與田中內閣》，《歷史研究》1992年第2期。）

西方研究東北亞問題專家，英籍澳大利亞人加文·麥柯馬克在《張作霖在東北》一書中評論說：對于張作霖與日本帝國主義之間的關系，“是一個絕對不能回避的問題；而且，這也是一個最難回答的問題。當然，張作霖不是日本的傀儡。……張作霖試圖利用日本來加強他自己的地位，與此同時，又防止受日本利用作為日本進一步侵入中國的一個工具。在這個限度內，他可能一直是天真的。然而，從其經歷看來，他似乎確實堅定地堅持中國的統(tǒng)一與完整，只準備向日本人或東北自治的支持者們作出最為難于避免的策略上的妥協(xié)。因此就這個意義上說，他應當得到比他通常已經得到的更為積極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