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離開《紐約時報》到《時尚先生》（Esquire）去工作，那是在1965年。而我到了《時尚先生》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回到《紐約時報》去采寫《時報》那邊的一些記者。那些在城市部（city room）工作的人，自己雖然不是新聞，卻都是些非常精彩的人物。我寫的第一個人，埃爾頓·懷特曼，他是一位寫訃告的。他這人，會戴著一頂小小的綠色帽子在城市部里轉悠，抽著煙斗，一邊琢磨著誰會死，一邊也就琢磨著死亡本身。他會找到那些他覺得要死的人，采訪他們，告訴他們說：他會更新他們在他那里的檔案——而這檔案，實際上也就是某種預先的訃告。而這，就是他給自己找的謀生計的辦法——如此卓爾不群！想想吧，有這么一個人，他所采訪的對象，可都是那些死后會讓《紐約時報》覺得值得花空間來登載他們生平的人，這得是一種什么樣的生活！

現在，我已經過了70歲，可我的好奇心還跟我22歲的時候一樣，一點都沒少。實際上，你得有好奇，才可能有開始。而這種東西，可不是你上個哥倫比亞新聞學院（Columbia School of Journalism），或者密蘇里大學（University of Missouri）什么的就能有的。作為一位非虛構性作品的作者，我會縱容我對私人生活的好奇。我會把非虛構性的東西，當成那種具有創(chuàng)造性的文學形式來進行寫作。當然，是創(chuàng)造性，不是與事實不符：不是編個名字，不是造個性格，也不是隨意改造事實性的信息，而是通過調研、信任以及建立關系來了解真實的生活，從不知到知。到了最后，你會是如此了解他們，就好像他們是你自己私人生活的一部分。我寫黑幫分子，也寫色情業(yè)的從業(yè)人員，但是我自己卻是尊重他們的。我會像他們那樣去看這個世界。

事實上，我找到了一條讓我?guī)е鹬厝ミM行寫作的道路，一條寫出真相卻又不會帶有侮辱性效果的道路。對于他們的游手好閑、偏離正道，我不會持一種容忍或者容許的態(tài)度，但是，當我把這些事實放進我的作品的時候，我卻也并不會嚴苛。要達到這一點，前提是寫作要精確；草率的寫作則跟這個要求背道而馳。至于這種寫作風格，這種對于語言小心照顧的寫作風格，我是從那些偉大的小說家那里讀來的：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約翰·奧哈拉（John O’Hara），歐文·肖（Irwin Shaw）。

有一段時間，我一直在寫一本書。寫到1999年的時候，已經寫了8年，但卻一直沒能完成。那本書，我想寫的主題是失敗。我之所以對這個主題感興趣，是因為你可以從這種經驗中學到點什么。事實上，當我還在做體育記者的時候就已經是這樣：失敗者的更衣室永遠比贏家的更衣室更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