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我想寫一個叫約翰·韋恩·博比特的人，一個沒了男根的男人。可以說，他占全了“失敗者”這個詞的所有意思?？墒?，盡管如此，他卻從來沒能從任何人那里得到任何同情。大家都覺得他的妻子是個有德性的女人，換句話說，他的下場屬于惡有惡報。這就很有趣。我想認識約翰·博比特，然后我就跟他廝混了六個月。我開著車帶著他到處跑，認識了他的醫(yī)生，而且，最后還認識了他的妻子洛雷娜。我追查她用的那把刀，查到是從宜家買的，而且三年前就買了。

然后，1999年7月的一個星期六，當時我正好在看一場電視里播放的棒球比賽。不過那天還有另外一場廣告做得很足的比賽，是美國女足對中國女足。因為我對那場也比賽感興趣，于是我就開始來回轉(zhuǎn)臺。事實上，美國女足的米婭·哈姆（Mia Hamm）被人們認為是美國最偉大的足球運動員——不僅僅是最偉大的女足運動員。于是，電視就開始在棒球和足球之間來回切換：我不想工作，這樣就能讓自己的腦子從自己那悲慘的人生里多少脫開一點。

其實我一輩子都沒看過足球。跟絕大多數(shù)同齡人一樣，我看不懂足球。我父親也許懂，但是，不管他們從自己原來的國家那里弄進來了多少好東西，反正足球不是其中之一。那一天，玫瑰碗體育場（Rose Bowl）里有九萬人在看這場球賽。我是不明白他們到底為了什么而發(fā)出如此巨大的噪音，但是，很明顯，他們自己很興奮。

我之所以對這場球感興趣，是因為是中國在跟美國踢。那場球，踢完整場結(jié)果都是零比零。于是開始點球大戰(zhàn)：一位中國女性沒把點球踢進去，然后全部比賽就結(jié)束了。如果我是一個體育記者，那么那天我出現(xiàn)的位置，就會是這位中國女性的更衣室——我不會去跟米婭·哈姆聊天，我會去采訪這位把點球給踢飛了的人。

我會去設(shè)想她的處境。她會在洛杉磯登上飛機，在空中飛上20多個小時，然后回到中國，回到那個無比希望能夠擊敗美國的地方，那個惱怒于美國那種愛管閑事的外交政策的地方。對于我來說，打動我的地方，就是在這里：要是我來寫中國，我就會這么來寫，從這個角度來寫。這位女性，年齡是25歲，而且她輸了。對于她來說，對于這位身處一個正在成為世界性力量、由共產(chǎn)主義所統(tǒng)治的國家中的25歲女性來說，把事情辦砸了，情況會變成怎樣呢？

當時我想到，“哦，這事《紐約時報》明天會寫的”?？墒?，第二天的報紙上卻沒有任何關(guān)于這位把點球給踢飛掉的女性的報道。《新聞周刊》（Newsweek）跟《時代》雜志（Time）都報道了女足世界杯，可是也沒有哪怕片言只語說到我想知道的那些事情。所有的文字都是關(guān)于美國的勝利以及中國隊是怎么踢失了點球的。關(guān)于那位女性，什么也沒有。她的號碼是13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