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第一次來重慶，在菜園壩下車后，從販子手里買了張重慶市區(qū)圖。

渝州文理學院在沙坪壩，地圖指示我，菜園壩距沙坪壩，還有好長一段路。

對這座在二戰(zhàn)中遭受深重苦難的英雄之城，我是多么不了解呀。車站廣場像口天井，四圍的高樓，擋住了斜射過來的陽光。在我二十六年的生命里，從爺爺和父親那里得來的全部信息，都說重慶的房舍是竹木結(jié)構(gòu)，俗稱“捆綁房子”。我簡直懷疑自己是不是下車下錯了地方，可車站頂端，分明有“重慶”兩個暗紅色的大字，滿耳也充斥著硬撅撅的、如同吵架一般的四川方言。

出租車司機見我東張西望，過來拉客。我不想坐出租，就想乘公交車，慢慢地搖過去。

廣場邊上，有個賣鹽茶蛋的老太婆，我去向她打聽了公交站點。見到這個老人，我心里像劃燃了一根火柴。其實她正忙生意，對我很不耐煩的，真是奇怪。

爬上數(shù)百級石梯，坐2路電車，四十多分鐘后，到了沙坪壩區(qū)梨花灣，找到了文理學院的大門。

秋季開學不久，山城的悶熱螞蟥似的潛入皮膚底下，使人感覺到，所有的暑氣和焦躁，不是來自太陽，也不是來自熱風，而是來自你的身體內(nèi)部。這讓人無話可說。學生三三兩兩從花園走過，時不時地揚起手，碰一碰路旁紅簇簇的夾竹桃花。一看就是新生。在大學校園待過一年半載的，都不會這樣，他們的心越來越收縮，目標越來越具體，對身邊事物，尤其是對無言無語的花草，大多不會在意。

我自己就是這樣過來的，剛進大學那陣，覺得天是我的，地是我的，世界是我的，我手里舉著一鋪網(wǎng)，高興了，隨時可以扔進時間的江河，將埋藏起來的魚蝦一網(wǎng)打盡。到后來，才知道拖回船艙的魚蝦，跟自己一樣活在當下；只有活在當下的，才會蹦出來，跟當下斷裂的部分，或者說，被當下遺忘和拋棄的部分，依然深埋于煙波浩淼之中。它們是深埋起來的歷史，也是深埋起來的當下和未來。

放暑假前，我就給渝州文理學院教務(wù)處打過電話，說要向李本森教授請教一些關(guān)于抗戰(zhàn)時期的事，教務(wù)處讓我直接打到生物系。生物系的杜主任很熱情，說：

“好的，你來吧，我?guī)湍阋]?！?/p>

然而，當我今天下午3點剛過找到杜主任時，他卻支吾其詞。

“是這樣，”他說，“我跟李教授家里聯(lián)系過了，他們不愿讓他接受采訪。”

“為什么？”

“怕他激動，對健康不利……實在對不起啊，你又沒再打電話來，所以我也沒法告訴你?！?/p>

我真是傻眼了。出發(fā)之前，我本想再給杜主任打一個電話的，之所以沒打，就是表明要找到李教授的決心。我相信不會出什么意外，結(jié)果還是出了意外。

我說，我不是采訪，只是請教李教授一個小小的問題，他知道就知道，不知道我馬上離開。

杜主任不相信：“既然這樣，你何必跑這一趟？你寫封信問問不就行了嗎？”

這倒是的，我也這樣想過。但我害怕那樣做，李教授會不理睬；就算回了我的信，卻說得模棱兩可，同樣毫無意義。和李教授見面，我根據(jù)他的表情，說不定能推斷出某些東西。再說我沒見過曾祖父母，這兩個老人一直活在傳說中，見到曾祖父的朋友，多多少少能幫助我想象出他們當年的風姿。

杜主任卻始終面帶難色。經(jīng)再三懇求，他才實話相告：

近些日子，李教授家里出了一樁事。

事情是這樣的——

李教授的第三任妻子，即他1939年春天曾經(jīng)安置過的一個流亡學生安志薇，病了。

作為年過花甲的老人，得病是正常的，但安志薇病得很“扯”；重慶人說的“扯”，是講不出道理。她突然變成一個說話的機器，從早到晚地說，從夜到明地說，只要沒被饑餓和困倦打倒，就一刻不停地說下去。而她嘮叨的那些事，沒有一個人能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