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年，在外地工作的遠(yuǎn)房叔叔，來到了村里，給我們每個小孩發(fā)了一塊糖。我在此前只是用舌頭舔過白砂糖，從沒有吃過糖塊，我們山村里的供銷社也沒有供應(yīng)過這稀罕的東西。不小心，也是沒有經(jīng)驗，我把這塊糖吃到氣管里去了。據(jù)后來大人說當(dāng)時我憋得全身發(fā)紫，再后來不知大人用什么辦法取出了這塊糖。這一年對我很重要，如果這塊糖不能及時取出來，我今后的那些年就都沒有了。糖果對鄉(xiāng)下的孩子是很有誘惑的奢侈品，尤其是棒棒糖。我在四十歲之前從來沒有吃過棒棒糖。我四十歲那年，兩個兒子要吃棒棒糖，我買了三個，給自己也買了一個——之前我從來沒有吃過棒棒糖，四十年來第一次吃，真甜。

那一年，一天傍晚，村口土坡上一隊年輕人又是敲鑼打鼓，又是喊叫。我的父母急忙從屋里跑出去聽，回來說是“九大勝利閉幕了”，媽媽對爸爸說，主席還是毛主席。爸爸沒有表情地說，那當(dāng)然。我在納悶這樣大的會，沒有召開，怎么就閉幕了。沒過多長時間，我們村里有了大喇叭，代替了人的喊聲。但大喇叭里講的話我聽不懂。父親告訴我，我們講的是土話，大喇叭里講的是普通話，聽得多了，慢慢就聽懂了。村里有了大喇叭是件很新鮮的事，他們天天在放。這一年很重要，我從此有機會聽普通話了，這也是轉(zhuǎn)折性的一年，如果這村里的大喇叭要晚安幾年，我的普通話會更差。我工作后積累的第一筆錢，就給家里買了一臺電視機。媽媽長年癱瘓在床，電視對她太重要了。三大件中的電冰箱和洗衣機是很后來的事了，沒有多少食物要保存，也沒有多少衣服要洗。從那以后，我的過年標(biāo)志就是回到老家，在西北的熱炕上看中央電視臺的春節(jié)聯(lián)歡晚會，一年都沒有落下。

到了1990年春節(jié)，我在?？冢瑳]有路費回家。海島上很凄涼，內(nèi)地人基本上都回去了。臘月三十快到吃晚飯的時間了，街上的餐館都早早關(guān)門回家準(zhǔn)備自家的年夜飯去了，我與當(dāng)時的同事和朋友祝軍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個大排檔，我們倆一邊吃著河粉，一邊盤算著這年怎么過。祝軍問我有錢沒有，我說，沒有錢了。而他自從放出來后就從來都沒有過錢。祝軍建議說，干脆我們倆扒火車，不花一分錢，看能不能到我們各自的老家，天水和南京。我沒有同意，我想北方的天氣太冷了，這沒把握的事要搞不好會凍死在貨車廂里。祝軍最后說要去儋縣的熱帶作物學(xué)院看他的女朋友，因為她暈車不能來?？?。晚上祝軍騎上自行車走了，從海口到儋縣的距離是170多里，當(dāng)時還沒有高速公路。

送走了祝軍，我想要把自己的除夕夜安排好，最重要的是晚上能看到中央臺的春節(jié)聯(lián)歡晚會，這時家里的人也一定都在看這個節(jié)目，如果能看到這個節(jié)目，就像和自己家人在一起過年一樣。我與我住的招待所二層的女服務(wù)員談好，晚上在她的值班室看那臺黑白電視。但節(jié)目看到晚上9點多，服務(wù)員說她要睡覺，不讓我看了。我只好出來，自己一個人過了一個最孤獨的除夕夜。

過了這孤獨的除夕夜，時間到了1990年，這是我最難忘的一年。海南建省的熱潮過去了，經(jīng)濟停擺了，湊熱鬧的那撥人基本都返回大陸了。我當(dāng)時管理著一個磚廠，磚是一塊也賣不出去。磚廠的民工走得不到100人了，他們都是拿計件工資，沒有活干，他們也就沒有任何收入。過完春節(jié)，我去了磚廠，留下的近100人中大部分是四川人，也有一部分山東人，都沒有飯吃。四川人餓得受不了就捉老鼠吃，山東人說，老鼠有毒不能吃?？吹竭@種情景，我回想起半年前，我們還情緒激昂地要辯個是非出來，而如今眼前一切都變得平靜，變得死一樣地平靜，可怕的平靜。我走到民工的工棚里，問他們上頓飯是什么時候吃的，有人說是昨天，有人說是前天。餓著肚子的民工，也是一樣地平靜，靜靜地躺在那里。這是我度過的最低潮的一年，甚至感覺低過了海平面。在這一年看不到任何的希望和生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