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這些女性是如何應付這種困境的。我有四個孩子，其中兩個還未成年，但是我仍能提供幫助，而且我不用擔心下一餐或者可預見的將來里的任何一餐。這些每天往返于醫(yī)院的母親們通常（但并非全是）處在經濟狀況較差的社會階層——除了其他事情之外，還要艱難應對不健全的醫(yī)療保障制度，這讓她們難上加難。這些女性承擔著巨大的壓力，然而日復一日，我看到她們在這種重壓下目標明確、毫無怨言，不懈地設法緩解孩子們的痛楚，在那種可能會令我們大部分人屈服的環(huán)境下，展現(xiàn)出強大的內在力量。

對我而言，這些母親是無名英雄。正是她們讓我開始研究女性的處境，研究我們的價值是如何被社會認同或低估的；而且，更為重要的是，研究我們如何在這樣的現(xiàn)狀下，形成一股強烈的自我價值感。

雖然目前我并沒有利用我的博士學位成為執(zhí)業(yè)臨床心理學家，但我對人類行為的興趣，特別是有關女性和兒童行為的興趣，卻從未消減。一個人不需要是研究人員、統(tǒng)計學家或學者，就能夠發(fā)現(xiàn)對女性價值的認可與承認已經在某種程度上被邊緣化了。盡管我們兼顧了其他的一切——如職業(yè)、家庭、婚姻以及各種關系的維系——我們的價值感卻總是被降低到次要地位，遠遠落后于周圍的人對我們的需求與期待。為什么會是這樣？習慣，需要，文化，還是社會壓力使然？

雖然我通過自己獨特的鏡頭看到了女性的價值（順便說一句，其中一個鏡頭是美好的玫瑰色），婦女和女童的整體狀態(tài)卻是一個如此嚴重的全球問題，以至于聯(lián)合國到 2015年的千年發(fā)展目標之一就是“促進性別平等和賦予女性權利”。因此，我開始撰寫關于女性的短文、博客以及評論文章，利用自己的能力、聲音和資源來宣揚這些目標；在慈善組織中任職，援助備受戰(zhàn)火蹂躪的國家的女性，向致力于提升女性平等、自由與才干的組織捐贈資金（其中一個是國際婦女媒體基金會，它支持全世界勇敢的女性新聞從業(yè)者；另一個組織是婦女基金網絡，對女性進行實際的經濟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