耗損有不同的類型，我要先講一講“惰性耗損”。

“惰性耗損”是一種體制性的毛病，這種毛病耗損了文化的活力，浪費了文化的資源，使“惡性耗損”乘虛而入。

今天中國文化的“惰性耗損”，主要耗損在官場化、行政化的體制之中。直到今天，最重要的文化資源仍在體制之內，而最重要的文化成果卻在體制之外。

文化的官場化、行政化，比較集中地體現(xiàn)在中國大陸一層層“領導”文化的部、委、局，以及“文聯(lián)”、“作協(xié)”這樣的官方機構中。這些機構一定也做過一些好事，當然還可以繼續(xù)存在，我的不少朋友也在里邊。但是現(xiàn)在應該厘清它們的真實性質，免使它們繼續(xù)受到不必要的指責。它們實質上沒有太多權力，也沒有當代的代表性，可能會給部分人員一些身份和津貼吧，卻無法面對文化創(chuàng)建上的真正問題。

其實目前處于文化創(chuàng)建前沿的，是年輕的一代。他們天天遇到的障礙、挑戰(zhàn)、掙扎、樂趣，是官方機構無法想象的。這中間的差異，就像“野戰(zhàn)軍”和“軍人俱樂部”之間的天壤之別?，F(xiàn)在的體制似乎把“軍人俱樂部”里的活動當作了戰(zhàn)場，錯把大量的國家文化資源和榮譽資源都給了他們。而在真實的戰(zhàn)場上，卻風沙撲面，蛇蝎處處，缺少支援。

這就引出了“惡性耗損”。

我們應該檢討，在“文革”之后的撥亂反正過程中，對于禍害極大的“革命大批判”，當時只是否定了它的具體內容，卻沒有否定它的行為模式。于是，幾十年一過，當“文革”災難漸漸被人淡忘，大批判的行為模式又沉渣泛起了?，F(xiàn)在中國文化傳媒界一些不斷整人的投機文人，比“文革”時期的造反派更加惡劣，因為他們明知真相而堅持造謠，明知法律而堅持犯法。相比之下，當年的造反派倒是比他們無知得多。

這種大批判的行為模式，永遠是假借“大眾”的名義，通過捕風捉影、斷章取義、上綱上線、鼓噪起哄，給文化環(huán)境帶來巨大的不安全。因此大家都看到了，不少文化人為了安全起見紛紛尋求官方背景，甚至加入軍方的文藝團體。沒有獲得這種背景而又有較大名聲的文化創(chuàng)造者，就成了“惡性耗損”的重點對象。正是這種耗損，危及了中國當代文化的命脈。

這中間，很多傳媒起到了極為關鍵的負面作用。近十年來，這些傳媒經常在境外控訴，它們的記者如何受到了哪個縣長、哪個機關的不禮貌對待，似乎他們是正義的化身，又是備受欺凌的“弱者”。但是它們忘了告訴人們，自己就是一種強大權力，不知有多少文化創(chuàng)造者一直受到它們的誹謗、追毆而求告無門。當誹謗被一一揭穿，它們也從來不更正、不道歉、不受罰，總是轉身去謀劃著新的誹謗。

它們?yōu)槭裁锤矣谌绱?？那是因為，這些傳媒都頂著“政府喉舌”的光環(huán)，不存在體制上的對立面，更沒有法律上的擔憂。因此，即使沒有受到它們傷害的文化創(chuàng)造者也只能天天如履薄冰、如臨深淵。這，就是當前中國文化成果寥落的主因。

我企盼政府盡快與大多數(shù)文化傳媒脫鉤，使它們不再享有特權，隨之也能受到法律的監(jiān)督和懲處。

從現(xiàn)在看來，中國的法律界習慣于把受毀損的文化人看成是“公眾人物”，似乎理應挨打；把傳媒的暴行看成是“言論自由”，似乎理應施暴。

結果大家都看到了，在文化領域，任何惡性耗損幾乎都不必支付最低的成本和代價。時間一長，文化耗損者的隊伍大大擴充，文化建設又何從談起？

近兩年，很多地方都在為缺少文化人才而著急，準備放寬政策、重獎重賞、多方引進。其實，在我看來，只要阻止了“惰性耗損”和“惡性耗損”，文化人才就成批地站在眼前了。真正杰出的文化人才數(shù)量有限，居無定所，永遠在尋找著能夠守護文化等級和文化安全的地方。

講了當前中國文化遇到的三個隱憂，可能會引起大家的不少煩惱。這些問題發(fā)作的程度已經不輕，什么時候能夠緩釋？什么時候能夠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