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是焦先生一生當中，在戲劇問題上最后一次難能可貴的、難以忘懷的發(fā)言。想想看，他在藝術問題上一貫不講情面，不說假話，就是在“四人幫”橫行霸道的日子里，也勇敢地沒有保持沉默。盡管他那時已經被剝奪了一切從事藝術活動的權利，但是憑著藝術家的良心，對一個所謂“三突出”的劇目，竟然提出了公開的、尖銳的、不留情面的批評。

就因如此，到了１９７４年“批林批孔批周公”的運動高潮中，焦先生在北京市文化系統(tǒng)于北京展覽館召開的千人大會上，再一次被“毛澤東思想解放軍、工人宣傳隊”的負責人點名批判，并定為“為３０年代反革命文藝黑線翻案，瘋狂反對無產階級新生事物”的、頑固不化的、死不改悔的“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為此，焦先生這位曾以“南黃（佐臨）北焦（菊隱）”聞名于全國，立志把自己的一生奉獻給戲劇事業(yè)，并在話劇事業(yè)上已經做出了開拓性、歷史性、突破性偉大功績的人，竟然兩眼閃著淚花，萬般無奈又悲憤滿懷地向友人說：“我已經徹底絕望了，今后我再也不能做導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