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銳的小說創(chuàng)作結構工整，意味深沉，從早期《無風之樹》到《張馬丁的第八天》都可以看出這一特色。相對一般大陸小說長江大河、泥沙俱下的敘事方式，自然代表不同的美學訴求與創(chuàng)作信念。也正由于他森嚴如古典劇場的形式，還有借小說明志的傾向，我們不能將他的敘事局限在寫實主義的層次，而必須正視它的寓言意涵。

但在最近有關《張馬丁的第八天》的對談里，李銳卻明白表示他不能茍同將他的作品作為“國族寓言”來閱讀。傅小平，李銳，《萬劫不復的此岸——〈張馬丁的第八天〉訪談錄》，本書代后記。“國族寓言”原由美國學者杰姆遜（Fredric Jameson）提出，意指與第一世界小說五花八門的實驗相比，第三世界小說恒常反映歷史的不平等處境，也寄托文學介入政治的可能。

這樣的觀察明褒實貶，充滿一個第一世界的學者以偏概全的姿態(tài)，卻讓不少第三世界的學者如獲神旨而趨之若鶩。李銳的論點很清楚：“國族寓言”一方面遮蔽了第三世界個別作家在不同時空中反思、想像歷史殊相的能量，一方面切割了第三世界文學進入更廣闊的世界（文學）歷史脈絡的機會——更遑論歷史本身不斷變動，總難以被寓言化的現(xiàn)實。

而李銳最好的反駁仍然來自他作品本身。我在他處已經詮釋過李銳小說的復雜性，不應鎖定為單純的“國族寓言”；而他敘事結構的技巧性更在形式上拒絕被簡化為任何一種創(chuàng)作教條或意識形態(tài)。因此談論李銳小說的寓言性，我們必須同時顧及他的反寓言性：拒絕對號入座的寓言，創(chuàng)造并拆解寓言的寓言。

回到《張馬丁的第八天》。李銳并列天主教的神子復活的神話和中國傳統(tǒng)轉世投胎的神話，我以為目的不在諷刺，而在探討特定歷史情境里，這些神話如何經過一代人的中介，相與為用的后果。神與人之間，人與人之間的糾葛哪里能輕易厘清。李銳稱小說中主要的兩個人物張馬丁和張王氏仿佛是“耶穌和菩薩來到人間”。在我看來，與其說是這兩個人物顯現(xiàn)了什么神性，不如說他們體現(xiàn)了神性的匱乏。然而正是在一個沒有神跡的世界里，李銳反而暗示了信仰和愛驚人的魅力。

張馬丁因為“復活”造成血腥鬧劇，由此陷入更殘酷的試煉；張王氏的受孕并不指向任何救贖，反而帶來恐怖的下場。當這兩個人物的苦難逼近荒謬邊緣，他們觸及信仰最深不可測的底線，底線的另一面是欲仙欲死的沖動。張馬丁臨終前為自己寫下墓志銘：

“你們的世界留在七天之內，我的世界是從第八天開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