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在您的片子里看到點點滴滴，看到對美國的反思，還有不服氣，是有吧？

李安：對，這是自然的成長。不管從電影，還是從生活方式、意識形態(tài)各方面塑造起來的美國精神，力量都是很強的。二戰(zhàn)以后它的軟實力非常強，流行文化的影響很大，有過一個文明的高峰時期，這個沒有什么好講的，當然它的國力也很強。憑良心講，美國也需要這個東西，需要全世界對美國的想象，但它其實沒有人們想象的那么好，還不到那個層次，美國人也是人。我有我的觀察，我覺得不管是對世界還是對美國都應該有一個回饋，就放一點在電影里，這個東西很值得檢討。

問：您總說，23歲到美國，您已經(jīng)定型了。您又說，《易經(jīng)》里告訴人們，世上不易的東西是變。入行10年，拍片25年，您在美國待了也快40年了。能不能說說這40年里，您的什么在變，什么沒有變？

李安：一直在變。我這么講不曉得有沒有矛盾，有些東西我希望它是不變的，為了保持那個不變，我要一直變，因為這個世界一直在變，這是自然規(guī)律，沒有辦法。比如人際關系，跟太太、孩子的關系。孩子一直在長大，從2歲長到20歲，你必須要變，但你愛他的心、對他的感覺是不變的。我跟太太的關系也是這樣，我一直在變，她也在變，我們兩個的關系要維持不變就必須要做調整。我跟工作人員的關系，比如說我跟我的剪輯師，從第一部電影（《推手》）到現(xiàn)在，關系一直在調整，變了很多，其實也就是希望跟以前一樣。

問：蒂姆是吧？

李安：蒂姆·斯奎爾思。比如說，這個世界越來越不可愛，但我還是愿意相信它的可愛，不變的是那種初衷，那種赤子之心。對電影，我希望能夠保持像初戀一樣，就是小時候第一次對它動心的那種感覺——電影導演原來可以干這個事情，不光是娛樂大眾，不光是起承轉合講個故事，還有些東西可以表達，是很特別的，言語沒有辦法形容的，是你個性里面很奇怪的一些東西，你也不太好意思講，假裝透過這個劇情，好像你的私密表現(xiàn)出來了，也不會那么直白，這就是所謂藝術吧，這個東西很有意思。當然實際上那個套路我越來越熟，不可能總是初戀，所以我要一直尋找新的題材，尋找不懂的東西，把我放在一個邊緣上面，讓自己有一種害怕的感覺，這種新鮮感、刺激感才能讓我保持對它的純真不變。新鮮感對我蠻重要的，沒有新鮮感就不太有滋味，沒有感覺自己還活著。

問：您身上23歲之前定了型的東西，是一種蠻強的根性，它讓我對那個傳統(tǒng)，對那時候從大陸到臺灣去的一批讀書人很好奇。比如說“中研院”的王汎森院士，他爸爸是小學校長，也是教子有方那種。您父親是中學校長，電影里看到他寫的書法，《色戒》里易先生用的桌子據(jù)說是按照他用過的款式去找的，我對他們帶過去的那種文脈非常好奇，您能不能講講他教書育人的理念，他的藏書，平常到你們家來的那些叔叔伯伯……他在基因上、精神上跟您的牽連，我都想聽。

李安：我父親是個嚴肅、傳統(tǒng)的人，他是蠻典型的五四運動之后中國出現(xiàn)的年輕一代，對過去的傳統(tǒng)有守舊的一部分，也在西化中吸收到一些新的東西。他們那一代真心希望中國能夠現(xiàn)代化，能夠強大，不要再受列強的侵略。當然他是跟國民黨受新生活的教育：年輕人要有朝氣，要有思想，以天下為己任。他是長子，所以他身上沒有真正屬于孩童的氣息，一直是很成熟、很嚴肅的。

問：他很年輕時就做過縣長是吧？

李安：對，他在江西虛報年紀，28歲就做了縣長，抗戰(zhàn)的時候也去過大后方，然后做縣長，給國民黨做事。他家里是地主，有地，也做商業(y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