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言傳身教。

梁漱溟對此作了多次闡述：

“吾人幼小時，心胸中空空洞洞，勢不免于先入為主，況加我之性格脾氣既同于先父。于是先父的思想，乃成為我的思想；先父為一實用主義者，我亦隨之而成為一實用主義者。 ”（梁漱溟：《自述》）

“先父雖讀儒書，服膺孔孟，實際上其思想和為人卻有極像墨家之處。他相信中國積弱全為念書人專務(wù)虛文，與事實隔得太遠之所誤，因此，平素最看不起做詩詞做文章的人，而標(biāo)出‘務(wù)實’二字為討論任何問題之一貫的主張。務(wù)實之‘實’，自然不免要以‘實用’、‘實利’為其主要涵義。而專講實用實利之結(jié)果，當(dāng)然流歸到墨家思想。不論大事小事，這種思想在他一言一行之間到處流露貫徹。其大大影響到我，是不待言的。 ”（梁漱溟：《我的自學(xué)小史》）

“愚生于 1893年，即甲午中日戰(zhàn)爭前一年。國難于此，既日亟矣，先父憂國之心于此彌切。尋中國所以積弱不振，父謂是文人之所誤。……反觀西人所以致富強者，豈有他哉，亦唯講實學(xué)，辦實事而已。……此種實用主義或?qū)嵗髁x，恒隨時見于吾父一言一行之間，而在我繞膝趨庭日夕感染中。 ”（梁漱溟：《早年思想之再轉(zhuǎn)再變》）

梁濟的主要言行，就是事功，即做事和愛國。梁漱溟深受影響。即便他后來的思想遠遠超越了他的父親。但是，做事與愛國，在梁漱溟一生中占據(jù)了最重要的位置。

特別是，梁濟與彭翼仲為啟發(fā)民智而不惜毀家辦報的高尚人格，潛移默化地感染著梁漱溟，使他幼稚的心靈“隱然萌露對社會、對國家的責(zé)任感，而鄙視那般世俗謀衣食求利祿底‘自了漢’生活”（梁漱溟：《我的自學(xué)小史》）。因此，他從小就有大志，有自己的人生理想，自負(fù)要救國救世，建功立業(y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