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任公的政治學來自范屬政治保守主義的伯倫知理和波倫哈克，孫氏革命黨的政治學主要來自激進主義的盧梭。因為立憲派的介入，激進的辛亥革命并沒有產生多大暴力，其弊害在于，它打開了一個世紀激進與暴力的潘多拉的盒子。踵接孫氏而起的是另一場民主主義革命，其領軍雜志《新青年》除了在政治學亦標舉盧梭和法國大革命外，致命之處更在于它以它的錯舛顛覆了梁氏政治學，并造成一個世紀的政治誤導。比如比五四還年長的李銳老先生紀念五四時，著文《又談德先生》，其立論便是“民主的對立面是專制”。李銳老的認知來自《新青年》。1919年陳獨秀在專論民主的文章中，聲稱“民治主義（Democracy），歐洲古代單是做‘自由民’（對奴隸而言）參與政治的意思，和‘專制政治’（Autocracy）相反?！薄胺彩欠磳Ｖ频模瓗缀鯖]有一處不豎起民治主義的旗幟?！保ā秾嵭忻裰蔚幕A》）

這委實是華夏政治學的一幕悲劇，面對專制，不是世紀初梁任公的“立憲政治學”影響了這一百年，而是《新青年》的“民主政治學”左右了一代代心智未齊的青年學生。然而，以陳獨秀為主導的《新青年》并不懂政治學，陳本人即一介文人，并未深研政治學之理。只是以熱情呼喚民主，并輕視憲政與法治。然而，偏偏是《新青年》的政治熱情對年輕人有強大的裹挾力，加上對現(xiàn)實的不滿，一代代青年遂走上革命民主主義的道路。然而他們知道《新青年》，卻無知于梁任公。記得我曾經詢問一位1925年出生的老人，他是當年上海交大的學生，地下黨。我請老人家用詞匯回答當年是什么鼓動學生走上這條道路，他的回答是要民主、反獨裁、反腐敗。我又問當時影響學生的有沒有憲政這個詞，老人家想了一會兒，遲緩地搖了搖頭。只知民主，不知憲政，還是政治上的幼齒，卻投身于他未曾明白的政治運動。我雖然非常尊敬這位今天反思已十分透徹的老者，但，心中一片蒼涼。當《新青年》取代了梁任公，當民主政治學取代了立憲政治學，于是，歷史就注定了20世紀的走向，也注定了60多年前我們的昨天和今天。

這里并非非難民主，而是任公之后的國人陷入了民主的迷思，以為只要通過革命，實現(xiàn)民主，一切問題都會迎刃而解。但，事實不是這樣。民主本身就是一種權力，任何權力都有走向專制的本能。不是有了民主就必然憲政，相反，民主反而會遮蔽人們對憲政的認知。正是根據法國大革命的實例，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談法治國的章節(jié)中說“既然所有的權力最終已被置于人民之手，故一切用來制止濫用這種權力的保障措施，也就變得不再必要了?！睂Υ耍说闹袊茏又艿聜ブ赋觯哼@是“人民主權的理想與法治理想有潛在的沖突”。然而，還是一百多年前，任公就對民主與專制的內在肌理作過深入的剖析。所以，在民主與憲政的價值排序中，任公您堅主憲政優(yōu)先而非民主優(yōu)先。并且在任公的立憲政治學里，憲政本身即為一種漸進民主。立憲法，開議會，除了用憲法限制君權，把立法權從君主那里轉移到民選的議會那里，這就是民主初步。它不是從全民開始，而是從紳民開始，這委實是一條由憲政帶民主的穩(wěn)健之路。

“憲政之母，厥惟英國”，任公先生，這是您在《政治學學理摭言》中的表述。在您看來，英倫，是君主中國走立憲道路的取法對象。但，孫氏革命黨取法的是美國，因為美國是共和國。一百年來國人常驕傲于中國是亞洲第一個共和國。這是國人好名的表現(xiàn)，用胡適之先生的話，是“名教”之一種。所謂名教，“是崇拜名詞的宗教，是崇拜名詞所代表的概念的宗教?！逼鋵?，對人作為個體以及個體的權利來講，憲政遠比共和重要。只有憲政，才能保障你的權利；共和哪怕是真正的，卻未必能做到憲政所能做到的這一點。因此，當年，共和還是立憲，轉換在國家體制的學習對象上，就是英還是美。這是20世紀零十年擺在國人面前的第一次選擇，正如新文化運動之后，中國面臨的第二次制度選擇是英美、還是蘇俄。百年過去，歷史給我們留下很深刻的遺憾，為什么我們兩次選擇都那么錯譜，歷史并不是沒有給我們選擇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