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一片在朝陽門外數里遠，叫團結湖。1981年，中國作協(xié)派出以杜宣（劇作家）為團長的作家代表團一行三人赴日本訪問，我是團員，我們乘汽車往天竺機場時，路過了團結湖樓區(qū)，杜宣告訴我，他頭一天剛去那邊的“政策樓”里看望過老朋友羅烽、白朗夫婦，羅、白伉儷曾是著名作家，但后來也被打成“反黨分子”，歷經二十多年的坎坷，才得遷入團結湖某樓，過上正常的生活，但他們也就寫不出什么作品來了。我則告訴杜宣，從維熙現在也住在團結湖。那時從的《大墻下的紅玉蘭》影響很大，獲得“大墻文學之父”的稱謂。杜宣問我住在哪里？我告訴他在勁松，他雖沒有去過，卻是知道的，感慨系之地說：“是呀，是呀，木樨地，前三門，團結湖，勁松……都有‘政策樓’啊，欠賬太多，有的人現在還在等候哩！”他從上海來，說上海就落實住房政策而言，還很滯后，比不上北京。

勁松的“政策樓”，蓋得稍晚，但規(guī)模似乎最大。安置到里面的，似乎級別、身份要稍遜。那時落實政策，最后一項叫做“落實知識分子政策”，十年風暴中知識分子被貶損為“臭老九”——我又忍不住要加注，因為我希望有“80后”、“90后”乃至更后的人士能讀到這樣的文章——為什么稱“老九”，因為前面有八種更糟糕的：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現行（反革命）、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反動（學術）權威，都屬于敵我矛盾，知識分子排第九位，實際上等于“人民內部矛盾按敵我矛盾對待”了，等于說，知識分子隨時隨地會滋生出以上八種“牛鬼蛇神”，因此臭不可聞，需控制使用，而他們的住房，則長期得不到妥善解決。記得大約1980年左右，《光明日報》刊登了一篇小說，題目是《盼》，真實地描寫了一群從事科技工作的中年知識分子居住條件的惡劣狀態(tài)，以及他們盼望得以改善的強烈情緒，引出巨大反響。因為那篇小說篇幅比較長，一次刊登不完，而報社又沒有在第一天刊出后及時在第二天續(xù)登，引出許多科研單位知識分子往報社打電話詢問，有的認為一定是小說的內容又遭到某些部門和官員的否定，實行了“腰斬”，情緒十分激動，其實，報社只不過是因為刊發(fā)小說的副刊并非天天必有，才隔了幾日續(xù)刊完。同時期又有諶容的中篇小說《人到中年》在《收獲》雜志刊發(fā)出來，并很快改編拍攝成彩色電影廣泛放映，算是以文藝形式為知識分子強有力地“正名”，將“臭老九”變成了實施“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香餑餑”。這就是那時候社會上發(fā)生的巨大變化之一。而勁松的“政策樓”，也就成為安置各界形形色色知識分子的重要空間。

我1979年遷入的勁松一區(qū)的那棟樓，是分配給北京市文藝界人士的，其中演員居多，演員，包括戲曲演員，大體上也屬于知識分子范疇吧。我有幸進入到入住“政策樓”的名單，端賴1977年11月在《人民文學》雜志發(fā)表了短篇小說《班主任》，這篇東西刊發(fā)后反響強烈，1979年初中國作家協(xié)會第一次舉辦全國優(yōu)秀短篇小說評獎活動，它獲頭名，而我也就順利地成為了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又被安排為理事，所以我不是作為遭受過打擊而恢復名譽、安排新居的那種落實政策對象，而是作為在改革開放的進程中有杰出貢獻而獎勵性分配樓房單元的，因此，我當然算是中國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新政的一個既得利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