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也被他聘為哲學系講師，講授印度哲學。起因也只是蔡元培在《東方雜志》讀到過梁漱溟的一篇論文：《究元決疑論》。蔡元培看到以后很感興趣，覺得寫得很好，當即決定聘請他。梁漱溟僅為中學畢業(yè)，據(jù)說考北大也沒考上，按現(xiàn)在的話說是北大的落榜生，他死活都想不到有一天會到北大任教，所以剛接到邀請時左推右推不敢去。據(jù)梁漱溟在《憶往談舊錄》中回憶：“記得有一天，蔡先生約我與陳仲甫先生（獨秀）相會于校長室，提出請我擔任印度哲學一門課程（陳先生新聘為文科學長，相當今所謂文學院長）。我說我何曾懂得什么印度哲學呢？印度宗派那么多，我只領(lǐng)會一點佛家思想而已。要我教，我是沒得教的呀！蔡先生回答說：你說你不懂印度哲學，但又有哪一個人真懂得呢？誰亦不過知道一星半點。我們尋不到人，就是你來吧！我總不敢冒昧承當。先生又申說，你不是喜好哲學嗎？我自己喜好哲學，我們還有一些喜好哲學的朋友，我此番到北大，就想把這些朋友乃至未知中的朋友，都引來一起共同研究，彼此切磋。你怎可不來呢？你不是要當老師來教人，你當是來共同學習好了。他這幾句話打動了我，我只有應承下來。”

青年梁漱溟由此踏上北大的講臺。

當年蔡元培寫信給在法國的朋友，請他們幫助物色文學、哲學、美學方面的教授，“擬于各門研究所，以一本國學者為主任，而聘一歐洲學者共同研究；講授則本國學者任之。此本國學者，以大學畢業(yè)后，再在英、法、德等國研究數(shù)年者為合格?！贝诵殴_發(fā)表在8月15日出版的《旅歐雜志》上。

就這樣，留歐歸來的李四光、王世杰、丁燮林等各個學科的學者陸續(xù)進入北大。

仍留著一個小辮子的辜鴻銘其實不是蔡元培聘來的，但他沒有辭退辜鴻銘，仍聘他為英文教授。

蔡元培在《我在教育界的經(jīng)驗》說：“廣延積學與熱心的教員，認真教授，以提起學生學問的興會?！边@正是他整頓北大的第一步。

一時間，蔡元培聘請了陳獨秀、胡適、李大釗、錢玄同、梁漱溟、劉半農(nóng)、魯迅、周作人等具有革新思想和豐博學識的新派人物到北大文科任教。此外，馬敘倫、馬寅初、沈尹默、辜鴻銘、熊十力、陳垣、陳大齊、周鯁生、蕭友梅、沈兼士、陶孟和、王世杰、陳啟修、高一涵、朱希祖等一大批國內(nèi)知名專家學者，也先后被聘為北大文科、法科教授、導師。在理工科方面，當時國內(nèi)第一個介紹愛因斯坦相對論的物理學家夏元，被蔡元培聘請為理科學長。此外，他還聘請了知名學者翁文灝、朱家驊、李四光、丁燮林、顏任光、秦汾、何杰、王星拱、李書華、丁文江、俞同奎、馮祖茍以及外籍專家葛利普等為教授。

此時的北京大學名師薈萃、人才濟濟，學術(shù)氣氛濃厚活躍，教學科研盛況空前。據(jù)1918年初的統(tǒng)計，北京大學全校共有教授90人，從其中76人的年齡來看，35歲以下者43人，占56.6%；50歲以上者僅6人，占7.9%。而最年輕的教授徐寶璜當時只有21歲，劉半農(nóng)、胡適也只有二十七八歲，陳獨秀也才38歲。這樣一支年輕而富于活力的教師隊伍，一掃北京大學的陳腐之氣，使之成為魯迅先生所說的“常為新的，改進的運動的先鋒”。

蔡元培上任不到一年，北大氣象煥然一新。他的現(xiàn)代大學改革理想“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也開花結(jié)果。蔣夢麟在《苦難與風流》中寫道：“蔡元培時代的北大，保守派、維新派和激進派都同樣有機會爭一日之短長?！?/p>

那時的北大課堂，兩位老師可能同時上課，學生們可以聽到不同的觀點。蔡元培也期望學生在聽過這些不同觀點之后，自己有一種思考、判斷和選擇。師生們雖然互相在政見上、學術(shù)意見上不一致，互相對立甚至互相謾罵，但是沒關(guān)系，因為他們是在這里講學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