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不其然，國民黨內立刻要求嚴辦，軍方已準備名單抓人。蔣經國聞訊后，獨自思考半個小時，要求黨政要員到七海開會。他坐著輪椅與會，做了“時代在變、環(huán)境在變、潮流在變”的指示，強調國民黨過去心態(tài)“太老大 ”，必須跟上時代，當場否決取締鎮(zhèn)壓的建議，強調抓人解決不了問題，需要“避免沖突、冷靜處理”，同時堅持推動開放組黨的立場不變。

民進黨宣布成立第二日，國民黨高層召開緊急會議，在蔣經國拍板下，許多大佬會中提出的高壓應變手段并沒有通過。蔣經國的“維新路線”引發(fā)許多大佬不滿，他們甚至在背后抱怨蔣經國太過軟弱、“不生氣”。蔣經國聽到幕僚匯報、轉達黨內批評聲音后只說：“他們還在抱怨？好好對待他們，但是要堅定?！笔Y稱在這關鍵時刻，“不能盲目沖動、意氣用事”。

對蔣經國來說，推行政治民主化，是國民黨“向歷史交代”。換言之，除了他自己的信仰與歷史定位外，也有退此一步，國民黨再無死所的危機感，他感受到了不得不為之的沉重壓力。蔣經國雖然看起來底氣十足，但他的秘書王家驊則回憶，蔣經國在民進黨組黨后隔日，邀集大佬說明立場后，雖然勸大家“小不忍則亂大謀”，但返回七海官邸用餐時，蔣經國叫來王家驊，問他：“你以一個黨員的身份告訴我，我白天的決定，對黨、對‘國 ’好不好？”

既然已經決定在民主改革與黨禁開放問題上采取積極支持態(tài)度，蔣經國也決定，善用國際宣傳攻勢，爭取美國民間的認同，把國民黨決定開放的信息予以效益極大化。1986年 10月 7日，蔣經國在接見美國《華盛頓郵報》發(fā)行人葛蘭姆夫人時，拋出臺灣“會在完成‘國家’法令修訂后，宣布解除‘戒嚴’，開放組黨”的重要信息，宣告長達數十年的“戒嚴令”即將失效，國民黨不再依靠軍事高壓手段統治，改采民主選舉的方式維系統治正當性。他解釋，即使民進黨未必承認“憲法”，但只要不從事任何分離運動，即“臺獨”運動，“我們將容許成立新政黨”。

蔣經國宣示開放黨禁之后，在黨內各個場合不斷強調，國民黨面對新局勢，必須采取新做法，更開放、更沉著冷靜。尤其面對李煥向他報告12人小組對解嚴的正反意見時，蔣經國指示：“‘戒嚴’已近 40年，臺灣同胞能夠容忍，已經不容易了，我們應該有所改革才對?！?/p>

蔣經國裁定現時兩岸接觸“還不是時候”

就在這個關頭，宋美齡結束十年六個月的在美停留，回到臺灣參加蔣介石百歲冥誕，一向節(jié)儉的蔣經國為了讓宋美齡滿意，還由蔣孝勇出面，動用了2000萬臺幣全面整修士林官邸。

原本各界預料宋美齡停留時間不會太久，孰料她卻決定長住，更一度發(fā)表文章《我將再起》，批判反對人士提倡的是“速溶式民主”，讓外界認為宋美齡在后蔣經國時代，似有復出并為保守派護航的打算。

黨外人士采取更激烈的街頭抗爭手法，焚毀國旗、國民黨黨旗，稱蔣經國或外省人為豬仔；甚至被列入黑名單不得返臺的許信良還多次沖撞國民黨防線，光明正大地企圖入境，給國民黨制造壓力，雖未成功，但通過“臺獨”與省籍問題的炒作，使一次次群眾抗議活動規(guī)模越來越大。

面對來自黨內外的挑戰(zhàn)，臥病在床的蔣經國努力保持平衡，維持政局和諧。對黨外，他要求加強溝通，避免擦槍走火；對黨內大佬的質疑，他則通過官邸密談或心腹慰問，希望取得諒解；針對“臺獨”分裂分子的質疑，蔣經國借著與他

12位民間友人聚會的場合宣示：“我在臺灣住了40年，是臺灣人，當然也是中國人。”

另一方面，兩岸互動也已到了水到渠成的時刻。雖然官方依舊抱持“三不”立場，但是兩岸民間互動，乃至于體育活動的交流，都在順利推動中，只是官方依舊扮演防火閥的角色。直到 1986年 5月，“中華航空”機長王錫爵劫機事件讓國民黨刻意維護的動態(tài)平衡出現了崩解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