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中小學一直籠罩在“文革”的陰影下，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總喜歡埋怨“文革”耽誤了青春和學業(yè)，肖仁福卻對自己的中小學充滿柔情和懷想，念念不忘那時的老師和同學。他在文章中深情地寫道：“‘文化大革命’不是什么好玩意兒，卻把不少一流老師發(fā)配到城步三中這樣的鄉(xiāng)下學校，我們這些野孩子才得以受到較好的教育。這也算是‘文化大革命’的豐碩成果之一吧？那時我們經常高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我想好就好在這里。比如教我們課的楊兆民、楊開桂、李永葆等老師，都是‘文革’前湖南師范學院的老牌大學畢業(yè)生。在教育資源嚴重短缺的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能得到這些高水平的恩師的教育，確實是吾等鄉(xiāng)下孩子的莫大幸運。”① 肖仁福覺得世上最生動的稱呼就是老師一詞，通過手中的筆，把對于“老師”這個名詞的特殊情緣，和對中小學老師的感恩描寫得真真切切，動人心弦。

在肖仁福的記憶里，自己能在艱苦動蕩的歲月中保持一份對于知識不盡的渴望，是中小學老師厚賜的最大財富。初中階段，肖仁福如饑似渴地搜讀完家里有文字的東西，再沒別的可讀，便尋思著去學校圖書室找書。圖書室是給老師設的，學生借不到書，肖仁福只好壯著膽子懇求姓楊的校長，希望能破個例，享受享受老師的待遇。楊校長看重這個愛讀書的學生，允許他借書，只是有一個條件，看完書后得把書中的故事或內容講給他聽。這條件不苛刻，肖仁福每看完一本書，就跑到楊校長面前，將書中故事和精彩片斷繪聲繪色地講上一遍。在楊校長和老師們的贊許聲中，肖仁福對知識的渴求更加迫切，成長速度比同齡孩子快得多。學生時期能遇到如此良師，不能不說是肖仁福的幸運。

（四）

在這種相對輕松愉快的學習氛圍下，一向老實的肖仁福居然也三番五次地經歷輟學風波。輟學原因不是厭學，不是挨老師訓，更不是家里不再支持他繼續(xù)讀書，而是荒唐的“抓革命促生產”運動的余孽。運動都是玩虛的，革命確實抓了上去，生產卻越促越糟糕，家家戶戶餓得肚皮貼背，叫苦連天。夏有瓜菜，冬有紅薯，最難過的當屬青黃不接之時，可謂凄凄慘慘戚戚。肖仁福是個吃得了苦的人，干農活沒覺得怎么苦，可肚子饑餓難耐，任誰都會雙腳打戰(zhàn)，眼冒金星。臨近高中畢業(yè)那一年，肖仁福實在熬不下去了，狠狠心，放下書本，棄學返鄉(xiāng)，揚言要回去當生產隊長，改變農村貧窮落后的面貌。也沒跟學校和老師打招呼，他拍拍屁股，揮揮衣袖，轉身就走人。

幾天沒見肖仁福的影子，可把班主任兼數(shù)學老師楊兆民和語文老師楊開桂兩位急壞了，他們匆匆上路，步行十多里，到肖仁福家里去做家訪。直到天黑才走到村口。背著農具剛下工的肖仁福正往家趕，遠遠瞧見兩個模糊的身影，覺得有些眼熟，走近才知是自己的老師。一時間又慚愧又感動，忙趕上前，把老師迎進家中。吃過晚飯，主客坐在屋前石階上聊天，兩位老師苦口婆心，力勸肖仁福返校讀書。那是個令人感動的夜晚，老師們都說了些什么，肖仁福已經不大記得了，只記得天上無月，繁星閃爍，蛙鼓聲聲，老師用近乎懇求的口氣，動員他先回校完成學業(yè)，務農的事以后有的是時間。肖仁福沒法拒絕老師的勸告，最終，放棄了做生產隊長的天真想法，第二天跟著兩位老師，一起回了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