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白地說，斯考比看起來像任何人的歲數(shù)；他比悲劇誕生得還早，比雅典之死還年輕。他是熊和鴕鳥在諾亞方舟中耦合之后孕育；足月之前，在阿勒山，龍骨發(fā)出的惡心呼嚕聲為他接生。斯考比從子宮出來的時候，坐著橡皮輪胎的輪椅，系著鹿網(wǎng)子和紅色法蘭絨繩帶。卷尾腳上穿著是最柔軟的彈性邊靴子。手中拿本翻爛的家庭圣經(jīng)，扉頁上寫著“斯考比，1970。獻給我的父母”。他的財富還包括死月一樣的眼睛，明顯彎曲的海盜脊柱。他喜歡五帆船。斯考比靜脈中流動的不是血，而是綠色的鹽水，深海之物。他的步子緩慢，像圣徒?jīng)]完沒了走在加利利教堂。他說的是一種綠水方言，席卷五大洋——像閃爍著文雅寓言的古玩店，有六分儀、星盤、等壓線……現(xiàn)在，潮水退去，把他留在迅速奔流的時間之流旁邊的高處干地，成了約書亞，這個破產(chǎn)的氣象員，這個島客，這個隱士。

我知道許多人不喜歡達雷爾。他的風格反潮流。任何受過訓練像海明威風格寫作的人對他都會感到惡心、倒胃口。但也許是我們錯了，長期吃稀粥的緣故。達雷爾崇拜的大師是伯頓、布朗、德?昆西、康拉德。他置身于豐滿小說的古老傳統(tǒng)中。他努力使語言再次匹配經(jīng)驗世界的多重真實。為了達到目的，他需要過分。達雷爾經(jīng)常矯揉造作，他的視野比起他掌握的技術(shù)更加軟弱和膚淺。但他努力做的東西才重要：絕非只是為文學而文學的努力。

但正如我們看到，文學代表的只是普世危機的小部分。作家是語詞的衛(wèi)士和塑造者，但他不能獨力完成。今日，這點尤其不假。無論是在我們社會中，還是在語詞生活中，詩人的地位都大大降低。大多數(shù)科學完全超出了他的理解力；他清晰創(chuàng)意的話語理想只能強加于小范圍的人文領域。這是否意味著我們必須把語詞仍然主宰的歷史學、倫理學和社會學等關(guān)鍵領域放棄給沒有文化的行話或準科學？這是否意味著我們沒有理由申訴反對各門藝術(shù)令人不快的沉默？

有那么一些人堅持提出小小的希望。奧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指出，交流的中斷在各門科學之間同樣嚴峻，與科學和人文之間的交流中斷一樣。物理學家和數(shù)學家的互不理解，同樣以加速度拉開。生物學家和天文學家隔著沉默的鴻溝遙望對方的工作。每個地方，知識分裂成碎片，越來越專業(yè)化，由技術(shù)語言守衛(wèi)。一個人能夠掌握的技術(shù)語言越來越少。我們意識到現(xiàn)實如此復雜，那些使共同話語成為可能的統(tǒng)一理解或綜合理解不再存在?；蛟S，它們只在日常需要的低層面上起作用。奧本海默進一步暗示，在語言之間尋找橋梁，這種努力是誤入歧途。努力向門外漢解釋現(xiàn)代數(shù)學和物理學的現(xiàn)實觀念，根本沒有用。這不可能用任何真誠的方式做到。使用些粗糙的比喻來做，是散布虛假的謬論，助長理解的幻象。奧本海默暗示，我們需要的是極度的謙卑，是承認常人實際上不能理解大多數(shù)東西，承認即使是受過高深訓練的知識分子對現(xiàn)實的認識也太少了。

關(guān)于科學，這種冷靜的觀點似乎無懈可擊。也許，大多數(shù)知識命定是破碎的。但我們不應該就此承認，歷史、倫理和經(jīng)濟等知識的命運也是如此，社會和政治行為的分析與構(gòu)想的命運也是如此。在此，必須重申文學主宰行話的權(quán)威性。我不知道這是否能夠辦到；但這賭注很大。在我們時代，政治語言已經(jīng)感染了晦澀和瘋癲。再大的謊言都能拐彎抹角地表達，再卑劣的殘忍都能在歷史主義的冗詞中找到借口。除非我們能夠在報紙、法律和政治中恢復語詞意義的清晰和嚴謹，否則，我們的生活將進一步拖向混沌。那時，一個新的黑暗時代將來臨。這個前景并不遙遠?！罢l知道呢，”布萊克默說，“或許下一個時代就根本不會用語詞表述自己……，因為下一個時代也許不會像我們現(xiàn)在理解或過去三千年所理解的那樣有文化?！?/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