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六年（丁巳·1917年），我五十五歲。我自五出五歸之后，始終沒有離開湖南省境，我本不打算再作遠(yuǎn)游。不料連年兵亂，常有軍隊過境，南北交哄，互相混戰(zhàn)，附近土匪，乘機蜂起。官逼稅捐，匪逼錢谷，稍有違拒，巨禍立至。沒有一天，不是提心吊膽地茍全性命。那年春夏間，又發(fā)生了兵事，家鄉(xiāng)謠言四起，有碗飯吃的人，紛紛別謀避地之所。我正在進(jìn)退兩難、一籌莫展的時候，接到樊樊山來信，勸我到京居住，賣畫足可自給。我迫不得已，辭別了父母妻子，攜著簡單行李，獨自動身北上。

陰歷五月十二日到京。這是我第二次來到北京，住前門外西河沿排子胡同阜豐米局后院郭葆生家。住了不到十天，恰逢復(fù)辟之變，一夕數(shù)驚。葆生于五月二十日，帶著眷屬，到天津租界去避難，我也隨著去了。到六月底，又隨同葆生一家，返回北京，住在郭葆生家。后來又搬到西磚胡同法源寺廟內(nèi)，和楊潛庵同住。

我在琉璃廠南紙鋪，掛了賣畫刻印的潤格，陳師曾見著我刻的印章，特到法源寺來訪我，晤談之下，即成莫逆。師曾能畫大寫意花卉，筆致矯健，氣魄雄偉，在京里很負(fù)盛名。我在行篋中，取出《借山圖卷》，請他鑒定。他說我的畫格是高的，但還有不到精湛的地方。題了一首詩給我，說：

曩于刻印知齊君，今復(fù)見畫如篆文。

束紙叢蠶寫行腳，腳底山川生亂云。

齊君印工而畫拙，皆有妙處難區(qū)分。

但恐世人不識畫，能似不能非所聞。

正如論書喜姿媚，無怪退之譏右軍。

畫吾自畫自合古，何必低首求同群？

他是勸我自創(chuàng)風(fēng)格，不必求媚世俗，這話正合我意。我常到他家去，他的書室，取名“槐堂”，我在他那里，和他談畫論世，我們所見相同，交誼就愈來愈深。

樊樊山是看得起我的詩的，我把詩稿請他評閱，他作了一篇序文給我，并勸我把詩稿付印。隔了十年，我才印出了《借山吟館詩草》，樊山這篇序文，就印在卷首。

民國七年（戊午·1918年），我五十六歲。家鄉(xiāng)兵亂，比上年更加嚴(yán)重得多，土匪明目張膽，橫行無忌，搶劫綁架，嚇詐錢財，幾乎天天耳有所聞，稍有余資的人，沒有一個不是栗栗危懼。我本不是富裕人家，只因這幾年來，生活比較好些，一家人糊得上嘴，吃得飽肚子，附近的壞人歹徒，看著不免眼紅，遂有人散布謠言，說是：“芝木匠發(fā)了財啦!去綁他的畫!”一般心存忌嫉、幸災(zāi)樂禍的人，也跟著起哄，說：“芝木匠這幾年，確有被綁票的資格啦!”我聽了這些威嚇的話，家里怎敢再住下去呢？趁著鄰居不注意的時候，悄悄帶著家人，匿居在紫荊山下的親戚家里。那邊地勢偏僻，只有幾間矮小的茅屋，倒是個避亂的好地方。我住下以后，隱姓埋名，時刻提防，唯恐給人知道了，發(fā)生麻煩。那時的苦況，真是一言難盡。到此地步，才知道家鄉(xiāng)雖好，不是安居之所。打算從明年起，往北京定居，到老死也不再回家鄉(xiāng)來住了。

民國八年（己未·1919年），我五十七歲。三月初，我第三次來到北京。那時，我乘軍隊打著清鄉(xiāng)旗號，土匪暫時斂跡的機會，離開了家鄉(xiāng)。離家之時，我父親年已八十一歲，母親七十五歲。兩位老人知道我這一次出門，不同以前的幾次遠(yuǎn)游，要定居北京。以后回來，在家鄉(xiāng)反倒變?yōu)樽骺土?，因此再三叮嚀，希望時局安定些，常?；丶铱纯?。春君舍不得扔掉家鄉(xiāng)一點薄產(chǎn)，情愿帶著兒女株守家園，說：她是個女人，留在鄉(xiāng)間，見機行事，諒無妨害，等我在京謀生，站穩(wěn)腳跟，她就往來京湘，也能時時見面。并說我只身在外，一定感覺不很方便，勸我置一副室，免得客中無人照料。春君處處為我設(shè)想，體貼入微，我真有說不出的感激。當(dāng)時正值春雨連綿，借山館前的梨花，開得正盛，我的一腔別離之情，好像雨中梨花，也在替人落淚。我留戀著家鄉(xiāng)，而又不得不避禍遠(yuǎn)離，心里頭真是難受得很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