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一生怕聽交響樂，她覺得交響樂就像政治，急管繁弦，各種巨響總是浩浩蕩蕩地沖來，讓人無力抗拒。她顯然沒法習慣政治對于人性的蔑視和凌駕，也不肯屈服于輿論的壓力。盡管柯靈和鄭振鐸護惜她，要買斷她新作的版權(quán)，留待戰(zhàn)后再一一出版，但她沒有那份耐心。1948年初，喜劇《太太萬歲》遭到圍剿，張愛玲憬然意識到像她這樣獨立于各個政治陣營之外的異己分子已沒有立身藏形之地。但她還是忍不住在《十八春》（后改名為《半生緣》）中巧借主人公慕瑾的話來表明自己對于政治的“鄙見”：

我對政治從來不感興趣，我總想著政治這樣東西范圍太大了，也太渺茫了，理想不一定能實行，實行起來也不見得會理想。我寧可就我本人力量所及，眼睛看到的地方，做一點自己認為有益的事，做到一點是一點。

在精神極度亢奮的時代，張愛玲這種小資情調(diào)的低腔無法及格，很難過關(guān)。好在她認識到“政治決定一切。你不管政治，政治要找上你”，趕緊從越收越緊的羅網(wǎng)中抽身，遠走高飛。這位“民國世界的臨水照花人”在新社會注定水土不服。1952年夏，張愛玲經(jīng)過一番“又可怕又刺激”的階段之后，從大陸去了香港，三年后，又從香港去了美國。她不懂政治的游戲規(guī)則，只是憑著手術(shù)刀似的目光洞悉了紅色帷幕后的灰調(diào)人生，在自由世界，她用英語創(chuàng)作了兩部與時政有著千絲萬縷關(guān)系的長篇小說《秧歌》和《赤色之戀》，盡管其中不免摻雜了美國新聞處的官方意志，但也并非全然是代人捉刀，顛倒黑白。令人吃驚的是，她對視野之外的農(nóng)村生活和農(nóng)民形象的刻畫描寫也栩栩如真，其批判的矛頭直指那些一根筋的“左公”，令他們暴跳如雷，這樣的急就章雖然未能盡展其藝術(shù)風華，卻百分之八十地繼承了“魯迅筆法”，將赤裸裸的真相呈現(xiàn)在世人眼前。此后，她受到美國文壇長期冷落，竟至于藉藉無名。張愛玲為生計所迫，在六十年代由好友宋淇引薦，為香港電懋影業(yè)公司創(chuàng)作了大量的喜劇腳本，如《情場與戰(zhàn)場》《桃花運》《人財兩得》和《南北和》之類，總數(shù)十余部，將大好才華和年華零敲碎賣，如同砸鍋賣鐵一般，真是太可惜了。所幸她還創(chuàng)作了《色，戒》和《五四遺事》那類還原本色的小說，編譯了《愛默森文選》，用國語和英語翻譯并注釋了吳語小說《海上花列傳》，尤其令人贊嘆的是，她在失去賴雅的日子里，擺脫掉“繞樹三匝，無枝可棲”的悲苦心境，總積十年的研究功夫，圓成《紅樓夢魘》，這樣的心血結(jié)晶一生不可多得。

“沒有人是一座孤島?！痹谖鞣?，這說法由來已久。

張愛玲卻偏要唱反調(diào)，她說：“我有時覺得我是一個島?！边€說：“在沒有人與人交接的場合，我充滿了生命的愉悅?！彼钕矚g的一句西諺是：“讓生命來到你這里?！痹缭谄浒l(fā)韌之作《天才夢》中，張愛玲就預見自身個性中有兩個要素將決定她的一生，其一是對語言及文學非同尋常的敏感，其二是對社交活動由衷的厭惡。她一輩子的確是隔著適當?shù)木嚯x目擊人生，隔著安全的距離愛國，她與很多人事之間都會劃出一道深廣的鴻溝，不可逾越。這樣一位曾經(jīng)大紅大紫的作家，一生的好友屈指可數(shù)，甚至可以開列出清單來：炎櫻、蘇青、宋淇夫婦、夏志清兄弟、麥加錫、司馬新、莊信正，再往里塞人就會發(fā)生“交通事故”。她無疑是孤獨的，是一位大孤獨者。童年、少年時代在極度匱乏父愛母愛的家庭中成長，這對她的性情產(chǎn)生了不可低估的扭曲作用和負面效應。其性格的怪異之處，比如離群索居，落落寡合，隨年紀增大而愈益彰顯。

普通人的一生再好些也是“桃花扇”，撞破了頭，血濺到扇子上，就在上面略加點染，成為一支桃花。

在《紅玫瑰與白玫瑰》中，張愛玲如此寫道。畫功總有高下，她是最出色的繪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