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條約只涉及這次危機的直接后果。其更廣泛的牽涉必須由中、日兩國來商定。伊藤伯爵和西鄉(xiāng)從道 到了天津，伊藤與李鴻章開始了一系列談判，會談從4月3日延續(xù)到4月15日。大部分時間為一些相關問題的爭論所占用，如國王給竹添信函的真實性，以及究竟是誰先開火。最終，雙方于4月18日簽署了一份包含三個條款的條約，中國與日本同意在四個月內(nèi)撤走雙方駐扎在朝鮮的所有軍隊和守備隊；敦促朝鮮國王改革其國防力量；雙方在認為有必要向朝鮮派兵時要互相知會。最后一條自然是最重要的，因為它將朝鮮置于中國和日本的“共同宗主權”之下。正是伊藤取得的這一完全勝利，導致李鴻章在條約簽署之后立刻向中國皇帝奏報：

此日使[伊藤]乃強干之政客，曾旅歐美，注重其競爭實力。此時其無意于開啟釁端，僅決意推行商業(yè)擴張之策，以圖富國強民。十年之內(nèi)，日本必將成為強國，現(xiàn)雖不甚堪虞，但必將為我國之大患。

《中日天津條約》的談判和簽署，正值中國戰(zhàn)敗于法國之時，其國際威望降至新的最低點。毫不奇怪，朝鮮會從其他方面尋求幫助，以維持國內(nèi)權力的平衡與一時的安定。親中的閔妃黨現(xiàn)在通過穆麟德與沙皇俄國暗通款曲，指望得到俄國對朝鮮的保護。李鴻章聽到這個消息，覺得應該立即重新考慮自己的對朝政策。于是袁世凱被召到天津議事。根據(jù)袁世凱的提議，馮·穆麟德被解聘了，在他的職位上安排了兩個美國人：墨賢理（H.F.Merrill）負責關稅，德尼（O.N.Denny）充當國王的政治顧問。李鴻章和袁世凱還一致同意釋放大院君，那個被囚禁在天津附近的老王子，因為李鴻章與中國朝廷現(xiàn)在都相信了大院君的忠誠，以及針對閔妃黨培植反對派的必要性。李鴻章終于明白了，他必須派一個能人前往朝鮮，去執(zhí)行已經(jīng)重新定向的政策，去挽回中國由于按照《中日天津條約》撤兵而失去的影響力。袁世凱是唯一的選擇，因為他具有所需的知識、門路和才干。李鴻章征得了袁世凱對這個任命的同意，于1885年9月6日向滿人皇帝上奏：

中國駐朝通商委員即系坐探國政大員……袁世凱兩次帶兵救護朝王，屢立戰(zhàn)功，該君王士民深為敬佩；才識開展，明敏忠亮……與其執(zhí)政金允植、金炳始等均莫逆之交?！悩涮某渫ㄉ涛瘑T，各使均鄙為不得與領事同品，平日宴會、應接，卑亢俱難，似宜援照俗例，改設總領事，亦不至有損國體。

皇帝很快就批準了這個提議，袁世凱又一次啟程前往朝鮮，但只有一個三品通商委員的空頭銜，其品級相當于道員。他于1885年10月5日和兩名同行者一起抵達漢城，其一是大院君，另一個則是唐紹儀——此人先前為馮·穆麟德的助理，現(xiàn)在成了袁世凱的助理。唐紹儀曾在美國接受教育，他的英語知識和勇氣曾在政變期間表現(xiàn)出來，這就是袁世凱舉薦他擔任這一職務的原因。

沒有皇室成員來迎接在位國王之父的回國。漢城的氛圍充滿了對他的憂懼與敵意。他剛在仁川登陸，其最信任的一名助手就被毒害了，其余兩名助手被王妃下令處死。這次返回漢城標志著袁世凱和其戰(zhàn)友閔泳翊之間出現(xiàn)了第一道裂痕，后者現(xiàn)在是朝鮮王宮衛(wèi)隊的總司令，是閔妃黨的領袖人物。

在漢城接待袁世凱的人們當中，沒有人比新任美國公使福久（G. C. Foulk）更為吃驚。他事先已經(jīng)得知這項“重要的”任命，知道袁世凱是一個“朝氣蓬勃的年輕人”。15但是，當唐紹儀去拜訪他，遞上袁世凱的拜帖時，他大為震驚。因為拜帖上寫著“H.I.C.M. Resident, Seoul”（大清國常駐漢城商務委員）。

袁世凱的同時代人似乎已經(jīng)廣義地理解了“resident”（這個單詞有“常駐代表”、“總督”、“行政官”之意）這一翻譯的頭銜。朗佛德（J. H. Longford）在其《朝鮮故事》中說明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