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種則來自未刊的手稿和書信。我父親跟好幾位名作家都是好友，如錢鍾書、傅雷、吳興華、張愛玲等，通信數(shù)以百計。這批手稿不但反映了他們彼此的友誼，也展露了各人的思想性情。以張愛玲為例，她的信中便有大量珍貴資料，可以令我們對她的文學作品有嶄新的理解。

以上幾類資料無疑各有局限，但我也不得不用作本書的依據(jù)。有些事，如果我手頭剛好有詳細資料，我可以多說一點；如果我所知有限，我就沒有什么可說。讀者看完這本書之后，可能會覺得張愛玲是我父親一生中最重要的人，因為超過三分之一的篇幅跟她有關。實情不一定如此，只是張愛玲恰巧留下了大批書信，資料最多，所以篇幅便最多了。舉個反例，父親在香港中文大學工作了十多年，這段日子不能說不重要，可惜我所知有限，也只能輕描淡寫地帶過。

另外，《南方都市報》刊出文章時，因版面所限而刪減了部分內(nèi)容，現(xiàn)在已逐一補入；我也稍為增加了一些新內(nèi)容，如討論《相見歡》的那篇和結語中的那個故事。原來有些較口語化的句子，我在書中也做了修訂，力求風格一致。

但愿以上所述能解釋明白這部書的來龍去脈。

本書得以出版，實有賴《南方都市報》協(xié)助，特別是記者陳曉勤，謹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