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夏，我們一家啟程前往紐約。那時候我六歲，妹妹才四歲。在過去的幾十年里，隨著美國人口整體的增長，在美國社會的勞動力結構中極其缺乏內科醫(yī)生。為此，國會通過了一項法律，給那些技術一流的醫(yī)學教授提供優(yōu)惠的移民條件，所以，在20世紀70年代的時候，韓國有1/3的移民都是內科醫(yī)生。我父親醫(yī)學院里幾乎一半的同學都趁著這股移民風潮去了美國，現(xiàn)在他們偶爾舉辦同學聚會，不是在洛杉磯，就是在紐約，卻從不選擇首爾。

我到現(xiàn)在還很感嘆，當年父母竟然能做出如此大膽的決定，義無反顧地離開家鄉(xiāng)。那時候，爸爸幾乎還不怎么會說英語，離開韓國也失去了自己原有的社會地位，就這樣在紐約的布魯克林猶太醫(yī)院里當起了住院醫(yī)師。有些歷史學家把那個時代的韓國移民現(xiàn)象解釋為“一種延續(xù)朝鮮戰(zhàn)爭的替代”。對我們來說，離開本來擁有且熟悉的一切，去一個新的地方重新開始，這不過是一種歷史的重演罷了。移民不僅是迎接新的未來，移民群體更是一群背井離鄉(xiāng)的人們，他們對并未遠去的歷史產生共鳴。

小姑后來告訴我，我去美國之后，奶奶因為過于思念我，整個人都變得非常消沉，幾乎到了魂不守舍的地步。我能想象奶奶如何在蠶室日思夜想，以淚洗面，呼喚著我的名字，在每一個街頭遇見的小女孩臉上尋找我的面孔。

我在圣家庭里讀了一年級，那是位于紐約皇后區(qū)牙買加的一所天主教學校，我當時還完全不懂英語。盡管我奶奶是天主教徒，但父母替我選擇這所學校，并不是出于宗教方面的考慮。他們之所以寧愿付學費讓我上這所私立學校（學費已經是他們當時能承受的極限了），也不愿送我去家附近的免費公立學校上學，是因為我媽媽堅持認為公立學校的教育水平不行。這樣一來，他們只能承擔得起送我妹妹一周去上兩次幼兒園的學費了，妹妹每周五天的時間都在盼望著能上學的那兩天。

我就這樣被強行塞進了一個完全陌生的環(huán)境里，這里的人說的話，我一個字都聽不懂。直到現(xiàn)在，我都無法去形容那種不知所措的極致恐慌感。語言是我和這個世界聯(lián)系的紐帶，而如今忽然之間，這個重要的紐帶被切斷了，我完全喪失了自己的存在感。從自己熟悉的語言中被流放，這種孤獨感影響到我做每一件事，即使是詢問去廁所的路，或者問去哪兒取水喝的能力都沒有，更不用說建立新的友誼了。就在那種疏離而空洞的狀態(tài)下，我以一個沉默的旁觀者的身份度過了一年級。在班級里，我顯然找不到半點存在感，也沒有能力獲得自己的位置?？粗鴦e人的嘴唇在動，聽著陌生的語言，那些我無法參與進去的歡笑，以及班級的活動，都更強調了我和他們的距離。

對于一個六歲的孩子來說，大腦的語言系統(tǒng)是可塑的。在經過了看似毫無差異、絕望而被動沉默的幾個月之后，那些毫無意義的聲音漸漸變成了部分可識別的信息，我甚至可以抓住其中的一些核心詞，來組建我對周圍正在發(fā)生事物的理解。從完全零理解，到這種來之不易的狀態(tài)，或許這種痛苦的學習、生活模式會伴隨我一生。從很多方面來說，這種迷失、跟不上的感覺影響和塑造了我的性格。賦予一個孩子生存的直覺、觀察力（用韓國人的話來說就是一種“眼力見兒”），這是個非常艱難的過程。從那之后，再沒有什么事情能比那時候的經歷更考驗我的適應能力了。盡管后來我在語言上已經完全過關了，但我偶爾還是會感覺到那種強烈的疏離感，那種陌生、不能理解、無法融合的隔閡感，偶爾還會突然涌現(xi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