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親一心想在首爾國立大學讀醫(yī)科，但外公堅決不讓她參加考試。一方面，首爾國立大學是一所男女同校的學校；另一方面，在他看來，學醫(yī)太難，也和大家閨秀的形象氣質(zhì)不符。外公認為，制藥學是一個能滿足她對醫(yī)學渴望的折衷選擇。于是，我母親進入梨花女子大學，學習制藥專業(yè)。幾年后，外公才允許家中最小也最聰明的女孩去首爾國立大學讀書，但條件是，她必須要學家族經(jīng)濟學專業(yè)。

家中的次女，也就是母親的妹妹，是個機靈的大美人兒，現(xiàn)在是一名舞蹈教授。她特別討人喜歡，更多的時候，她把我當成小妹妹而不是外甥女對待。我和二姨的感情一直非常深厚。外公對她很頭疼，她是一個被寵壞的少女，滿腦子想的只有跳舞。對于20世紀60年代的韓國人來說，古典芭蕾舞還是一種頗讓人費解的東西。在我外公眼中，這和情色舞蹈沒什么差別，不過就是一個穿著暴露緊身衣的男人在舞臺上將穿著半裙的女孩提起來旋轉(zhuǎn)，在手上舞來舞去的節(jié)目而已，這舞蹈太不適合大家閨秀了。于是，外公和外婆用盡一切辦法，試圖阻礙二姨追求芭蕾舞。最后我母親在他們之間斡旋，解決了這件事：讓小姨進入當時最好的女子大學——梨花女子大學讀書，而外公外婆即使不情愿，也必須接受讓她在大學里學習芭蕾舞的事實。二姨后來成為了一名專業(yè)的芭蕾舞女演員，還當了大學里的教授。

我父母第一次相遇是在小學六年級的時候，當時他們都在準備初中入學考試，在同一個輔導員的小組里學習。六年后，他們都成為了大學生，在一場首爾國立大學醫(yī)學院和梨花大學制藥學科的聯(lián)誼會上再次相遇。當時，我父親作為首爾國立大學醫(yī)學院學生會主席，一直忙于組織這場聯(lián)誼會，所以沒有和母親說話，但他們都注意到了彼此。畢業(yè)后不久，他們就結(jié)了婚。直到現(xiàn)在，他們還常常拿當初誰先追誰的事情互相調(diào)侃，均羞澀地認為是對方主動。他們對這種對話樂此不疲。

1973年，我在父親工作的醫(yī)院里出生，他當時是內(nèi)科總住院醫(yī)師。母親當時在一家德國制藥公司工作，擔任勃林格·殷格翰（韓國）有限公司CEO的特別助理。

據(jù)說，我從小就是個早熟的“小故事家”，鄰居們經(jīng)常跑過來，饒有興致地觀看兩歲的我一個人“開庭”幾個小時，或者即興表演記憶中的民俗故事，把圍觀的人逗得呵呵直樂。當然，這些描述來自家人，肯定被他們添油加醋了一番，因為大多數(shù)傳奇般的孩子小時候皆是如此。但毫無疑問的是，作為第一胎的我，當時被家人萬般寵愛。

那時候，我的外公還在世，但是病得很重，生命垂危。他躺在床上，時而起來走動，走著走著就悲聲啜泣，屋子里籠罩著一種無以言狀的傷感。隨后，他又會安靜下來，然后昏迷不醒。在我看來，他是在用睡眠來麻醉思鄉(xiāng)之痛。

外公去世之后，我們一家人都住在蠶室（Jamsil）的一個小公寓里，我、妹妹，還有父母、奶奶、兩位成年的姑姑，以及一個未成年的叔叔，一大家人住在同一屋檐下。我們的公寓正對著一塊寬闊的場地，1988年，奧林匹克村就在此地落成。

那時候，父母外出工作，奶奶在家照顧我。奶奶非常疼愛我，常常將我緊緊擁入懷中，有時候我都覺得自己被她抱得快要窒息了。因為經(jīng)常在廚房忙碌的關(guān)系，奶奶的手總是濕漉漉的，圍裙上也總是沾上泡菜汁，辛辣的泡菜味兒常常熏得我直流眼淚，但那股味道好像是附在奶奶身上一樣，就連她流出的汗水都像是撒了鹽一樣。

母親與奶奶之間的“權(quán)力爭奪”幾乎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母親生了兩個女兒，沒有兒子，這使得奶奶很不滿意。最終，母親不得不生下第三胎，結(jié)果依然是個女孩，也就是我最小的妹妹。對于一個韓國人來說，連生三個女兒的不幸，無疑會成為一個女人一生的慨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