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賞過無數(shù)奇花異草的郁達夫，與孫荃相見之后，對她的容貌并沒有產(chǎn)生特殊的好感，而獨對她那超群不凡的學識和風流談吐驚訝不已。1917 年 8 月 9 日，他在日記中寫道：“薄暮陳某來，交予密信一封，孫潛媞氏手書也。文字清簡，已能壓倒前清老秀才矣！”

“陳某”系指媒妁陳鳳標氏。由陳某轉交過來的這封密信，系孫荃寫給郁達夫的第一封情書，文筆華麗，情深意濃，就連郁達夫這樣的大家讀后也禁不住地贊嘆道：“文字清簡，已能壓倒前清老秀才矣！”此語若出自平庸之輩，或善于阿諛奉承的小人之口，倒也泛泛平平，不足道哉，可它卻出自一代文豪郁達夫的日記之中，其蘊含的意義也就不能簡單視之。至少可以這樣說，一是它表明孫荃確實博學多識，二是它流露出作者對孫荃才氣的愛慕之意。這兩層意思，郁達夫在1918 年 4 月 27 日致長兄曼陀先生的信中也有所表示。如：“文來日本之前一日，曾乘輿至宵井與未婚妻某相見。荊釵裙布貌頗不揚。然吐屬風流，亦有可取處。”

從上述所引的兩則文字來看，構成郁達夫對孫荃產(chǎn)生愛情的基礎，既不是她的天然麗質，也不是她家中那吃喝不盡的恒產(chǎn)和恒業(yè)，而是由她的才氣和高尚品德所致。

郁達夫自十一二歲萌發(fā)“望春”之意起，到 21 歲與孫荃訂婚之日止，十多年來，在愛情生活的領域里，他一直都在努力探索著，并希求得到一種較為滿意的結果，或達到一種臻善臻美的理想境界。在富陽縣立高等小學堂讀書時他所崇拜追求的女性美，主要體現(xiàn)在順應時代潮流發(fā)展這一方面，即思想解放，行動自由，打扮入時，換句話說就是具有“現(xiàn)代人”的思想和情感。這種觀點和主張在清王朝統(tǒng)治時代是頗為罕見的，但到了日本留學時代，他早年所崇拜追求的女性美便失去它存在的價值和進步意義。因為在日本，他所接觸到的女性個個都是屬于“解放”型的，半點也看不到故國姊妹的那種猶抱琵琶半遮面的矯揉造作之態(tài)。這樣也就迫使他不得不改變過去對女性美的認識標準，即從注意心靈的解放、灑脫逐漸向豐盈的體態(tài)和動人的神韻方面過渡。他這個女性審美標準的變化和定型，從《沉淪》小說集中也可以看得出來。

郁達夫處女作《沉淪》小說集里的諸篇，無一例外表現(xiàn)的都是中國青年留學生性苦悶和性壓抑這個帶有鮮明時代特征的主題。

造成中國青年留學生性苦悶和性壓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他們對日本女性有所愛而始終得不到愛。若認真追查起他們得不到愛的原因，恐怕很關鍵的一個因素就是他們太過分講究女性的容貌和神韻，而忽視了心靈誠篤、善良這個基礎，往往是一見鐘情，便舍命去追，一旦得不到時，便自暴自棄，甚至走異端歧途。如《銀灰色的死》中的主人公，他之所以拼命地熱戀一位當爐的少女靜兒，以致為她發(fā)瘋致死，其原因之一就是靜兒那雙能傳神的眼睛，曾誘發(fā)了他感情的波濤。素不相識，僅憑這一點感官印象，便導演出了主人公一幕單相思的悲劇。

對漂亮的女性一見鐘情的特點，在《南遷》的主人公“伊人”身上表現(xiàn)得也是很鮮明的。他之所以會和寄宿舍的房東少女發(fā)生性愛關系，也無非是那少女的嬌艷容貌撥動了他感情上的琴弦，蕩起了心靈的共鳴。

《沉淪》里男性主人公亦然。從《沉淪》小說集里三位男性主人公戀愛心理的分析比較中可以看出，追求女性外表形式的美，是他們所共有的女性美學原則和擇偶標準。實際上，這也是作者郁達夫留學日本初期女性美學原則的折射和真實反映。

如果僅僅是為了好玩和空想，那么郁達夫的這個女性美學原則還是有其存在價值的，一旦要把它應用到無情的社會現(xiàn)實生活中去，其結果就不言而喻。因為構成婚姻愛情的因素是多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