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的還有對阿倫特思想方法的研究。芭芭拉·哈恩（Barbara Hahn）和英格博格·諾德曼等人的主要貢獻在于，他們闡明了阿倫特開放的思想和碎片、解構性研究工作給人們帶來的啟迪（Hahn 2005;Nordmann 2007a,2007b）。這關涉一種思想，其極端性可能使傳統(tǒng)哲學和政治理論冒風險，這一點學術界和公共社會卻幾乎沒有人意識到。阿倫特對人與人之間行為和判斷的價值、關鍵場合通過透著智慧的諺語等所表達的詩意的畫面（“所有的擔心都是可以承受的，只要人們將它放在一個故事中或故事就是關于它的”， MZ 124），以及她的政治理論視角的無拘束性都會使這種極端性不易顯現(xiàn)出來。因此，對此的相應批評并不缺乏（Benhabib 1998;Elon 2006;Jahanbegloo 1992;Laqueur 2001;Pitkin 1998）。

人們有必要考察阿倫特獨特思維的表達方式，并且關注開放的思維與行動和判斷的多元性，后者是在對古典哲學和政治理論的傳統(tǒng)狀況批判中發(fā)展起來的。

這種被阿倫特稱為“無憑借地思考”的開放思維源于經(jīng)驗。像所有思想一樣，它是一種批評，并且總是“反對什么”。它不同于亞里士多德意義上的政治現(xiàn)象（權力之于暴力，行動之于勞動和生產(chǎn)，思維之于判斷），并且放棄了“最后的原則”（IWV 88）。阿倫特總是一再追溯到經(jīng)驗，如當她在極權主義中談及人類的“基本經(jīng)驗”或者像布萊希特、本雅明或丁尼生（Dinesen）那樣論及人類的經(jīng)驗世界。真理是起點，而非思維的結果（DT 489）；真正的理解總是與過程的、日常的理解有關（VZ 113）；那種人與人之間聯(lián)系的紐帶不是理智，而是想象力（DT 570）。所有上述這些觀點都使行動領域變得清晰，阿倫特在海德格爾、康德和一種對多元的真實性之間，負責任地扮演行動和判斷著的人的角色。

阿倫特認為，行動和判斷的多元性是世界團結的保證，并且讓新時代的主觀主義（自我中心，Subjektivismus）與主體間性對抗。以此為出發(fā)點，她定義了諸如自由、權威和權力以及思維、判斷和意志等以及它們分別與人類之間的關系。阿倫特觀察問題的視角也在變，在《人類生存條件》或《積極生活》中行動是她的主要研究對象，后來在《精神生活》中她又考察了思維與判斷，這是一種從行動者到旁觀者的轉變。

在阿倫特對傳統(tǒng)思想的批判及“解構”（LG1，207ff）過程中，她最終將海德格爾式的、對經(jīng)典的重讀和本雅明的片段式的新觀察相結合。從本雅明那里，她聯(lián)想到的“并非是好的舊物，而是不好的新物”（MZ 236），她還踐行了卡夫卡的“保存與解構意愿的兩面性”（MZ 232）。

此外，針對阿倫特的方法也許有必要補充一些關鍵詞，如對下列想象畫面的使用：“沙漠”、“綠洲”和隱喻或一種行文方式，它被雅斯貝爾斯稱為通過讀者繼續(xù)書寫的方式（BwJa 310 f.;Hahn 2005,50）。可以說，該手冊中所闡述的著作思路以及概念和構思的編排并不存在線性的邏輯順序，而總是會考慮到觀點的交叉和著作與概念的相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