車子慢慢地駛過三秦大地，我看到幾匹負重的驢子艱難地走在崎嶇的山路上。為驢子想，它們似乎應該有一種更好、更合理的生活：或被好事者用船載入黔，只要不在老虎面前暴露自己的底細，就可如神仙般閑散地生活；即使沒有遇到好事者，也可四蹄翩翩春草綠，細雨熏風嗅花枝，當匹自由自在的驢子。但我知道自己是多么可笑，又是多么可悲。我們也和驢子一樣，負重走在崎嶇山路上。表面上看，在與人類共同生活的歷史中，驢子無疑是被安置者，它們沒有能力安排自己的生活。然而高智商的人類呢？我們有能力安置自己的生活嗎？也沒有。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倫理、境遇、出身，種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意外”，來自人群的含意復雜的目光，都可能成為一只看不見的、安置你命運的手。

司馬遷也是一個被安置者。他被父親司馬談臨終時的淚水所安置，被一種巨大的文化使命感所安置。司馬氏家族的文化淵源與中華文明史一樣久遠，先祖在三皇五帝時代就已“典天官事”（做掌天文的官），后又“世典周史”。司馬談官至太史令，所著《論六家之要指》一書，對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揮灑評說，見地精辟。他任太史令時，已根據《國語》、《世本》、《戰(zhàn)國策》、《楚漢春秋》等書撰寫史籍，事業(yè)未竟，赍志而沒。死前，他對司馬遷說：“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揚名于后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彼抉R遷沒有選擇，歷史已安置司馬遷為中華史學開宗立派。從周至漢，千年史林的落葉已化成豐厚的腐殖質，這上面就要長出千尺森秀，開出巨麗之花，結出累累碩果。司馬遷的文化儲備、知識儲備、人格修養(yǎng)也完全具備了開宗立派所需要的堅實、高邁與汪洋。十歲時他已能背誦《左傳》、《國語》等書，二十歲前得乃父傳授天文、星占、黃老學說，后又受《尚書》于大儒孔安國，受《公羊春秋》于董仲舒。二十歲的司馬遷何其有幸，他的老師孔安國、董仲舒都是曠世的大儒。是時間使他們相遇，時間把那扇門關閉后，想列孔董門墻已不可能——有大師的時代，求知者是幸運的。二十歲的司馬遷已是滿腹經綸，讀萬卷書后，他要行萬里路。青年司馬遷從書齋走出，進行文化之旅。不知是預謀還是巧合，司馬遷心靈的第一指向是湖南的汨羅江。他來到這里，要尋找什么？是文人宿命中的苦難么？“博聞強志，明于治亂，嫻于辭令”的三閭大夫屈原，在懷王面前也曾春風得意。然而讒諂蔽明，邪曲害公，方正不容，世事混濁，娥眉招嫉，一朝得罪，身赴清流，“葬乎江魚腹中耳”。汨羅江邊的千古悲風，對司馬遷吐露了什么樣的心曲呢？還是在湖南，他又尋訪了文人中的另一個悲劇人物——賈誼的遺蹤。在昌明的漢室，賈誼同樣被棄不用。普天問之，誰能指責文帝為昏君？誰又能指責賈誼非棟梁之才？是專制皇權的沉滯腐朽容不得新進后生，還是賈誼一噓三嘆、涕淚橫流嚇退了文帝？少年英風的賈誼，孤介骨鯁，憂國憂民，只談蒼生，不談鬼神，結局是“賈誼上書憂漢室，長沙謫去古今憐”，活了三十三歲，郁郁而亡。

知識分子的救世之路在何方？知識分子安身立命之處又在何方？

這是天問，沒有人能夠回答，司馬遷也不能夠回答。他只是懷著滿腔的悲憤，壓抑著胸中的熱淚，在屈辱的日子里，為這兩位千古才子寫下不朽的《屈原賈生列傳》。我堅持認為，這是一部《史記》中寫得最為出色的列傳。寫屈原的部分更是凸現(xiàn)了不同時代知識分子相同的心靈向度，誦讀之時仿佛讓人隱隱聽到兩人穿越時空的歌哭應答。所以魯迅先生說《史記》是“無韻之《離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