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弟子宰我是以一種極其另類極其獨特的方式凸顯在歷史之中、沉淀在文化之中的。宰我能夠成為孔子的學(xué)生，而且是著名的學(xué)生，這事耐人尋味，簡直是一種不可能中的可能。宰我可不是那種唯唯諾諾的人，他像一只牛虻，身上有“刺”，這刺又專門刺向他的老師孔子，這事真讓人頭疼。

孔門十大高徒“皆異能之士也”，雖然宰我也名列其中，但與其他九人相比，他是一種性質(zhì)完全不同的元素。他是帶著質(zhì)疑、探詢、不信任，甚至是挑釁、出難題、設(shè)陷阱——當然是學(xué)術(shù)上的陷阱，而非捕獸機關(guān)和政治陰謀——投在孔子門下的。他不像顏回那樣對孔子或默不作聲，或一味說好；也不像子路那樣忠勇剛猛，直來直去；更不像子貢那樣乖巧聰明，察言觀色，專揀孔子愛聽的說，說得孔子渾身上下都很舒坦。好話的心理按摩作用是無法估量的，對語言另眼看待的孔子都抗拒不了甜言蜜語。

當然，宰我也能言善辯，巧舌如簧。他和子貢同是孔門言語科的高材生。在一部《論語》中，孔子對“語言”一直保持高度的警惕，對它的媚惑性、煽動性、虛偽性、流動性都有清醒的認識?？鬃邮鞘ト?，身為圣人的他怎會不知道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邦的道理。他不斷地壓低語言的作用，抑制語言超越自身的功用而泛濫成災(zāi)。但他的門下卻有言語科的高材生：子貢和宰我，只是不知這種分類是孔子提出與首肯的，還是在孔子辭世后他的弟子們根據(jù)十大高徒的特點圈定的。在某種程度上鄙視語言，采用各種方法抑制語言瘋狂生長的孔子，卻有了言語科高材生，這無論如何也是一種矛盾。言語科高材生之一的宰我，擔(dān)當?shù)娜蝿?wù)就是向孔子問難。而孔子最喜歡的學(xué)生顏回——他后來也成了中國好學(xué)生的標本，突出特點是“無所問難”，先生講什么就聽什么，從來不提任何問題，從來也沒有任何問題，“終日不違如愚”，完全是一只呆鴨，悶頭悶?zāi)X地坐在那里，一聲不吭，誰也無法斷定他在想什么。這種學(xué)生教起來是順溜，但也很可能造成某種理論某種文化的自我循環(huán)，自我封閉，互相復(fù)制，互相重復(fù)，停滯不前，這是教育的大忌。一條河，再洶涌澎湃，再水深淵厚，如果沒有新的水流注進來，就只有兩種后果，一是干涸，二是腐臭。六經(jīng)注我與我注六經(jīng)，最后只能是六經(jīng)的僵死和我的生命的木訥：我注六經(jīng)，則六經(jīng)越來越不像六經(jīng)；六經(jīng)注我，我也會越來越不像我。由此可見像宰我這樣的學(xué)生在中華文化中是多么的難能可貴，而又是多么的缺乏。直到今天，這樣的人也缺乏，因為我們的文化對這樣的學(xué)生挺煩，看不上眼，不給他們以生存土壤。當理想遇到權(quán)力

宰我問難的水平十分高，問題又十分尖銳，尖銳到直指老師的理論核心——“仁”與“禮”。這可真是要命的事兒，連我們都膽戰(zhàn)心驚，替孔子捏一把汗。若是“仁”與“禮”都被指斥為偽，那孔子就是偽圣人、偽導(dǎo)師，利用偽學(xué)說招收好人家的子弟，騙吃騙喝騙束修的騙子了。宰我思想的刀鋒首先指向了“仁”。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鋸闹?？”子曰：“何其為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p>

——《論語·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