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大多數(shù)體格強健的幸存者都淪為俘虜（有記載表明塞萬提斯在他弟弟之后幾個小時被捕），護送“太陽號”的船只才出現(xiàn)在地平線上，盡管向捕手發(fā)出了警告，它們的速度還是不能與海盜的船只相媲美。在抵達留在甲板上的傷者和奄奄一息的人之前，他們不得不目睹對他們并肩戰(zhàn)斗的同伴的綁架。嚷著叫他們的同胞離開，以免被捕的大多數(shù)槳手，也是渴望獲得自由的俘虜，得知這一點只不過加深他們的悲傷。當他們眼睜睜地、難以置信地看著眼前的景象時，落到他們身上的是在回到西班牙的家之后，向這些人的親戚和朋友報告這一事件（如果能確定他們的親戚和朋友的話），這從來不是一樁值得羨慕的任務(wù)。

不過他們的難以置信感還不可能與那些被俘者相比。他們不僅被帶走了，而且還落入了在地中海水域中橫行霸道的最殘酷之手。甚至對他們賴以為生的那些不幸船員，最好時期的海盜也很少顯示出憐憫。落到公海上的俘虜身上的命運，苦役犯的命運是最為糟糕的。今日的讀者不難想象這種肉體上和心理上的痛苦，這些苦役犯在不得不將船劃離那本來可以將他們營救出來的船時，一定感覺到了這種肉體和心理上的痛苦。

人的非人性犧牲品、他們的困境也許在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如此深刻地描繪過的勞改營中可以找到其現(xiàn)代的對等物。對兩種制度中的囚犯來說，生活，廉價的生活，通常是難以想象的殘酷透頂。隨后的時代不同了，而西班牙的基督教捕手可能并且經(jīng)常是同樣殘酷無情，尤其是對那些異教徒和背教者—那些皈依伊斯蘭教的人，更是如此。

沒幾日，塞萬提斯發(fā)現(xiàn)自己已處于阿爾及爾的世界性港口之中，那時，這里處在土耳其蘇丹的控制之下。它因此充當了一個前緣區(qū)域，是兩個超級大國危險叢生的交匯點。兩種文化之間不可調(diào)和的宗教差異有助于解釋為什么殘酷對待俘虜，但其他因素，社會和經(jīng)濟的因素，也發(fā)揮了作用。在阿爾及爾統(tǒng)治者的生活方式和態(tài)度中，有可能看到1513年由尼科洛·馬基雅維利在《君主論》中所闡述的行為準則。的確，阿爾及爾的要人們，或者說管理者們，尤其在阿茹奇·巴巴羅薩（Aruch Barbarossa）統(tǒng)治期間及其后，其行為舉止就仿佛生來就有一本書牢記在心，似乎與馬基雅維利對專制統(tǒng)治者—新人—的描繪相當：無情、高效、肆無忌憚。其結(jié)果，野心勃勃、間諜活動、陰謀策劃、上下其手成了當日的秩序，滲透到了社會的所有層面。

現(xiàn)代歷史學(xué)家認為，巴巴里諸國—今天以馬格里布地區(qū)（Maghreb）著稱—完全是突然出現(xiàn)的社會，顯示出了絕對主義民族國家所有分娩時的陣痛。伴隨美國早期殖民者無法無天的浪潮以及在19世紀和20世紀的淘金者城鎮(zhèn)盛行的態(tài)度，只不過是阿爾及爾和這一地區(qū)其他地方所記載的行為模式的模糊的回光返照。嚴酷的文化沖擊也有助于解釋許多俘虜轉(zhuǎn)而皈依了伊斯蘭教，其中有些人爬到了在所謂文明國家不敢夢想的權(quán)力高位。假如要給西班牙當局一種恩惠，它最有可能是為了和巴巴里諸國和平相處。但是愿望和恩惠在最需要之時，是很難得到保證的，盡管西班牙的特務(wù)機關(guān)做出了秘密努力，但并沒有任何這樣的好運照菲利佩二世國王的方式行事。在陛下大人的所有肉中刺里，阿爾及爾和佛蘭德斯是最尖銳的，而阿爾及爾與家更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