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名士兵，塞萬提斯將在意大利東奔西走，因此間接地、也將經歷泛歐旅行（the Grand Tour）的種種好處。在后來數(shù)百年中，作家、詩人和藝術家將把這種泛歐旅行當作他們教育的有機部分。同樣意義重大的是，有無數(shù)學者先于他在意大利留下了自己的足跡。富有影響的英國學者威廉·格羅森（William Grocyn）、約翰·科利特（John Colet）、托馬斯·林納克瑞（Thomas Linacre）和著名的荷蘭改革家與人文主義者伊拉斯謨（Erasmus）都在意大利學習過。七十年過去之后，他們的學術成果和那些以基督教人文主義著稱的東西將會極大影響到塞萬提斯的觀點和寫作。很難將諸如伊拉斯謨、塔索（Tasso）、卡斯蒂廖內（Castiglione）、艾布雷歐（Hebreo）、阿里斯托（Ariosto）—僅舉經過選擇的幾個人—等作家和思想家的著作對塞萬提斯的影響加以量化，但至關重要的是，他能夠將也許可以稱為“歐洲的”人文主義文化的全面理解與對反宗教改革的西班牙（Counter-Reformation Spain）馬德里的生活和時代的特殊直覺結合到一起。此外，借助西班牙在意大利半島的占領，他能夠將對意大利所有事物的興趣保持一生。

塞萬提斯逃往意大利獲得自由被證明大有好處，而且是他人生的一個重要轉折點。與泛歐旅行相比有雙重重要性，因為人們盡管輕易地忽略了在他統(tǒng)治期間所發(fā)生的政治和經濟事件的混亂，但菲利佩二世曾犯的最大錯誤之一是禁止西班牙人離開他的疆土去研習，這是一項1559年11月頒布的禁令。在見證了當宗教論爭使社群分裂所發(fā)生的一切之后，菲利佩二世根本不想讓煽動言行和異端邪說進入西班牙，而在發(fā)現(xiàn)了塞維利亞和巴利亞多利德的新教派別之后，他對羅馬教會教義的依附加劇了。借助《禁書目錄》（Index Librorum Prohibitoru），羅馬天主教禁止閱讀的書籍官方清單于1577年引進了審查制度，而對異教徒所處的火刑（Autos-da-fé，公開燒死異教徒）變得司空見慣。對一個由其父親帶大、“總是將上帝牢記在心”并“時時接受忠言”的國王來說，禁止學生在外國求學的理由是正當?shù)暮蛣勇牭?。無論審慎與否，菲利佩二世發(fā)現(xiàn)有必要宣揚這一禁令，并召回所有在外國的學生。然而他也知道從他廣泛的游學中所獲得的好處，從14歲開始，他便游歷過17個省。而作為一個軍人，塞萬提斯不受這一禁令的約束。由于他無比熱愛求學，哪里有比意大利更好的讓他繼續(xù)其教育的地方呢？軍人的生活意味著居無定所，可以接觸到不同的文化、態(tài)度和生活方式。它也允諾了定期的收入—即使這種允諾更經常地難以兌現(xiàn)。盡管按其背景來說，沒有任何東西表明他想成為一名士兵，但我們還是不得不欽佩他適應環(huán)境的意愿。這個人的真正標準也許就存在于他對諸多事件的反應之中。

他決定遵循他所選擇道路的一個首要因素，也許是一種固有的愿望，希望在參軍的過程中尋求獨自可以恢復家族姓氏的榮譽勛章。顯然，精忠報國是值得尊敬的，尤其是可以導致獲得長官和國王的認可。與塞萬提斯生平有關的1661年的文獻沒有一份解釋為什么他加入了迭哥·德·烏爾比納的那不勒斯連隊，它是塞萬提斯兄弟在萊潘托將為之戰(zhàn)斗的同一連隊。

但是，如果不是為他的哥哥米蓋爾帶來證明血統(tǒng)純正的文件，羅德里戈為什么要離開馬德里呢？沒有任何證據(jù)表明，他是因為米蓋爾的不法行為正受到當局的追捕。羅德里戈的處境與米蓋爾的處境截然不同。按文學成就來說，無論怎樣有限，米蓋爾應當更喜歡留在馬德里，繼續(xù)他與洛佩斯·德·奧約斯的親密友誼。20歲時，羅德里戈就想滿世界亂跑。他哥哥的流亡給他提供了這樣一個機會。此外，他在西班牙的生活—在車輪上流浪的生活—從來都是不容易的，而它是一種間接為他軍人的動蕩不安生活做準備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