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55年，在被迫歸來后兩年，羅德里戈的另一位兒子降生。這姍姍來遲的新增家庭成員被取名為胡安，我們得知這一點根本用不著奇怪，它表明在羅德里戈和其父親之間出現(xiàn)了一定程度的和解。當然，有關羅德里戈最小的兒子，我們幾乎一無所知—甚至連洗禮證明迄今也沒有發(fā)現(xiàn)。最近對塞萬提斯家譜的研究表明，1585年，胡安的確還活著，因為在其父親的遺囑中，他作為繼承人之一被清楚提及。那份遺囑中提到的財富，盡管不是詳細說明，但必定涉及可出售的物件，因為它們“將在公共拍賣行或私人拍賣行出售”。他留下來的財物要在他的后代中平等共享，所謂后代，也就是他的三個兒子“米蓋爾、羅德里戈和胡安，兩個女兒安德里亞、馬格達萊娜”。在遺囑中沒有提到路易莎，可能是因為她在1565年進入一所女修道院時，在有關財產的宣誓中宣布放棄“世俗財產”。

始終陪伴羅德里戈東奔西走、歷盡艱辛的是他的妻子萊昂諾爾。羅德里戈取她為妻可能更多地與她的嫁妝有關（盡管事實證明微不足道），而不是與羅德里戈的永恒愛情有關，因為在那一時期，新娘或新娘家的資產通常是所有婚姻的最重要因素。從迄今所談到的羅德里戈的成年生活來看，她的生活永遠注定不是一種輕而易舉的生活。塞萬提斯極少說到她。除了她所采取的一些保護其兒女有案可查的、令人絕望的措施之外，不可避免的是，她的處境可能會迫使她忍受自己丈夫的厄運所難以解除的困苦，會像他一樣被債務、惱火的債權人和純粹的壞運氣所纏身。她的生活方式支持了有關社會的“分權”模式的看法，在“分權”模式的社會中，婦女生活在封閉的社會中，沒有自主性和方向。按照這樣的觀點，婦女只不過是主宰社會和制度化生活的男人們奇思異想的被動犧牲品。然而盡管受到父權社會的約束，萊昂諾爾的確也有自己自我肯定的時刻。不斷地面對由羅德里戈的反復失敗所引起的困境，在他努力尋找常規(guī)工作不斷受挫的全過程中，她被證明是他主要的、通常是唯一的支持。

為了描繪萊昂諾爾，接二連三的傳記作者都指向他們認為是一般卡斯蒂利亞女人之特點的特征：虔誠、忠誠、足智多謀、善于持家。他們在設想塞萬提斯未來的妻子時，也運用了同樣的策略。不幸的是，這兩個女人沒有留下一張照片或畫像，我們也不能對她們做出肖像的描繪。當然，有關塞萬提斯的母親，可知的是她直至結婚都會過的那種生活。對一個卡斯蒂利亞女人來說，大眾的老規(guī)矩對她的生活至關重要。在一個教皇大權在握的國家，沒有什么其他事情會得到準許。偶然燒死異教徒是為了殺一儆百，提醒市民忠于國王、國家和神權。哈布斯堡時期的西班牙人，沒有哪一個不意識到宗教裁判所的強有力觸角，它們伸入到了鄉(xiāng)村生活，也伸入到了城市之中。

圍繞圣體節(jié)、基督誕生和當?shù)厥刈o神宴會而展開的慶典盛況，是賦予生活和地方以意義和標準的精彩華章。按一般的意義來講，16世紀西班牙的每一事物都是圍繞都會及其權威機構的權力與威風來展開的。它的節(jié)日與地主和勞工所賴以謀生的季節(jié)輪轉相匹配。在一種儀式秩序根深蒂固的文化中，萊昂諾爾可能吸收了舉止得體、善于持家的美德。萊昂諾爾在她結婚后不久，從一個地方的這種相對和諧和穩(wěn)定的生活，便猛地轉向了在西班牙帝國的泥濘之路上四處顛簸以尋求安身之所。她的任務是當總在遷移中肩負一位母親的職責時，急速地做出調整改變。她不可能預見到車輪上的生活，這種生活類似于吉普賽人的生活而不是一位有地產紳士婦女的生活，但這種生活就是她命中注定的生活。變化既讓她困惑不安，也讓她暈頭轉向。在對自己不斷變化的處境做出回應的過程中，她將崛起為自己家庭的救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