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爾和我正在步入中年。對菲爾來說，盡管工作費力勞神，但他正越干越輕松。除了他日益增多的健康問題外，一切看起來都蒸蒸日上。《星報》仍然在華盛頓的報界占據(jù)主導地位，但是最終《郵報》穩(wěn)定了下來，并有了一個清晰的未來。菲爾自己也無疑取得了商業(yè)和個人事業(yè)的成功。

對于我來說，就多方面而言也很順利。我熱愛我的生活，與我的父母和孩子們都相處和睦。我的丈夫是這個家庭的中心，我們所有人都圍著他轉。我們有兩棟 舒服的大房子——一棟在R街，一棟在弗吉尼亞的農(nóng)場。簡而言之，我們十分幸福，但是我們知道這一點并努力報償，盡最大努力為世界作出貢獻。

這些年中，我們的生活非常忙碌，韋爾比幽谷成為我們的休整地，我們在那里重新獲得能量。在那里，我們共度了大部分時光，孩子們最開心，可能唐除外，他經(jīng)常到弗蘭德利家與他的好朋友尼古拉斯在一起。唐的興趣在城里，此外，他還有嚴重的過敏性反應。

我們在韋爾比幽谷的日子活動很多，但是生活步調比在華盛頓要慢很多。生活很輕松，而且相當?shù)驼{。房子只是簡單地布置了一下，草坪是由馬拉的割草機修 剪，所有事情都由羅布·格蘭特照料，這個有魅力的男人屬于住在附近的一個有名望的大家族。農(nóng)場本身由一個來自鄰鎮(zhèn)的農(nóng)場主耕作，另有一名住在農(nóng)場的幫手協(xié) 助他。

根據(jù)我們的需要重新規(guī)劃韋爾比幽谷是我的工作。房子本身有大量工作要做。我們在原網(wǎng)球場的舊址上建了新的網(wǎng)球場，在房前山腳下挖了一個游泳兼釣魚 池，由流經(jīng)農(nóng)場的小溪筑壩引水而成。每年春天，我都會讓人運來一卡車沙子，倒在壩上，形成一個小小的沙灘。我們修建了一個有跳臺的水上平臺，菲爾在建好的 池塘里喂養(yǎng)了鱸魚和鯉魚。這片占地一英畝的池塘最終被叫做凱瑟琳湖，因為鄰近的朋友修建的幾個湖都以妻子的名字命名。幾年后，菲爾在第一個池塘下面又挖了 一個大得多的湖，更靠近小溪。這個湖被命名為菲利普湖。1957年，著名廣播記者、主持人愛德華·默羅在他擁有的土地上建了一個湖，菲爾寫信讓他“一定以 你妻子的名字給這個湖命名，這會顯得很慷慨，但更重要的是你一定要盡快建一個更大的湖，然后那個可以被叫做愛德華湖”。我們在菲利普湖中間建了一個小島， 稱之為圣拉利島——效仿巴黎塞納河中心的圣路易斯島。

由于第二個湖大得足夠劃船，菲爾逐漸組建了一支由各種各樣奇怪形狀船只組成的小船隊——一艘他訂購并自己組裝的帆船、一艘劃艇、一只獨木舟和一艘小 的帆布輕便船。他還修建了一個船塢保護這些船只，他后來把它命名為菲利普湖快艇俱樂部（簡稱LPYC），為此我們舉行了慶祝儀式，不僅制作了裝飾有 “LPYC”的火柴盒，而且拉利還為這次活動創(chuàng)作了一首歌。隨著孩子們漸漸長大，菲爾添置了一艘摩托艇，盡管小但有足夠動力拉著他們滑水。

我們的生活以這兩個湖為中心，我們在那里游泳、劃船、欣賞鴨子和春來秋去的加拿大野鵝。我們散步、打網(wǎng)球和壘球，把高爾夫球擊到田野里。菲爾和孩子 們，特別是比爾，饒有興致地在兩個湖里釣魚，有時菲爾會釣上一晚上。菲爾在農(nóng)場有個槍庫，每個人在很小時就學會了射擊。甚至我也學會了使用鳥槍，盡管我總 是以肩部淤血而告終，因為我不太會處理后坐力的問題。菲爾過去常常獵殺土撥鼠和獵捕期的鵪鶉，我們所有人都會飛靶射擊。比爾是一名熱情很高的射手，他很小 的時候就有了自己的槍。我要抱歉地說，他有時會把鴿子射落在谷倉頂上。一天晚飯后，菲爾把我們獲得的作為結婚禮物的一些錫燭臺放到房子和農(nóng)場之間的墻上， 點燃蠟燭，讓孩子們用槍把火焰熄滅。很自然，他們沒有打中，而是擊中了燭臺，我還保留著有明顯凹痕的燭臺。

我們在農(nóng)場放了一輛“二戰(zhàn)”時期制造的軍用吉普，所有孩子都用它來學開車，有時會繞著田野開上幾個小時。正如菲爾曾寫的，“每小時開9英里左右，這個速度真是太舒服了”。

我們吃的東西大都是自產(chǎn)的。我們經(jīng)常在岸邊野餐，用一個烤架，我學會了在上面烤牛排、雞，甚至羊腿和玉米。我們總是請朋友到韋爾比幽谷做客，每餐一 般要增加10個人，包括孩子們、保姆和我?guī)椭^的大學生。多數(shù)日子，我們在兩棵樹下的一個長長的野餐桌上吃午餐。我們會從客貨兩用車的貨艙里把食物和冰過 的茶拿到樹下，我會將食物裝滿盤子，把它們擺到桌子上。一個周日來了些客人，進餐時，當我把盤子分給坐在長桌子另一頭的菲爾時，他讓我把盤子扔過去，我就 這么做了。令人驚奇的是，他接住了盤子——土豆泥和肉汁沒有濺出去。不幸的是，我第二次這么做時就不怎么樣了。

從一開始拉利就對騎馬充滿熱情，騎得也很棒，一次次地參加馬術表演派對。她經(jīng)常是派對上唯一不戴帽子和不穿騎馬服裝的騎手，她的小馬像頭驢，但是她 騎得很好，而且最重要的是，她玩兒得很開心。其他孩子也騎馬，唐除外，他討厭騎馬，只試過約5分鐘。我原本想所有孩子都應學會，但是一天我看到他坐在馬 上，看上去好像桑丘·潘沙，于是脫口而出：“下來吧，你是對的，這不適合你。”他是一名優(yōu)秀的田徑愛好者，喜歡網(wǎng)球和所有與球有關的運動，但是騎馬、游泳 和滑雪提不起他的興趣。

菲爾的能量傳到了我們所有人身上。晚飯時，他會與孩子們做游戲，問他們歷史問題，告訴他們內(nèi)戰(zhàn)的故事，向他們灌輸對這片土地的熱愛。他組織用漁叉捕 青蛙的探險活動，帶著手電筒把孩子們帶到湖邊，也不管我剛宣布飯已準備好。他給大家講故事，讓我們開懷大笑。我們在韋爾比幽谷的生活只是這一時期的一個方 面，這段時間我們的世界似乎一切順利。我父母仍然十分活躍，盡管我父親日顯老態(tài)。整個20世紀50年代，母親不停地寫文章、作演講，沉醉在各種公共福利和 教育問題上，被授予了許多榮譽學位，工作獲得了廣泛而積極的認可。在她70歲生日時，天文學家哈洛·沙普利以她的名字命名了一個星系——這不是一份普通的 禮物。

母親的寫作和表現(xiàn)總是帶來強烈的反應，對于其中積極的反應，她非常樂意與我們分享——例如，她送給我們從《里士滿新聞導報》上剪下的她的文章，這是 一份堅定持保守主義的南方報紙，重新刊登了她的一篇演講，同時還刊登了一篇社論說：“今天最高法院所追隨的旗幟，被追隨《郵報》所代替。”一名里士滿的市 民寫信給她說，她的演講詞是他“讀過的最崇高的講話，秉承了杰斐遜和林肯的傳統(tǒng)”。母親以她那慣常的驚人自信告訴我們：“你們哪天應該讀一讀。它確實是我 曾寫過的最崇高的文章之一，具有強烈的愛默生的影響力。”

菲爾和我母親的緊張關系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暫時升級，原因是對一個擬議中的華盛頓禮堂和文化中心的選址存在分歧。母親是禮堂委員會的主席，希望 這個中心坐落在波托馬克河沿岸的華盛頓霧谷地區(qū)一帶，后來那里建造了水門公寓；菲爾則認為它應是華盛頓西南部再開發(fā)的一部分，他參與了這里的大量開發(fā)工 作。盡管承認霧谷地區(qū)可以看到波托馬克河美麗的風景，但菲爾堅信把禮堂放在華盛頓西南部是阻止白人遷往郊區(qū)和升級西南部4萬人社區(qū)的重要一步。

按照母親的觀點——還有她的委員會的觀點——河邊的選址是最適當?shù)?，把禮堂放在西南部將終止整個項目，因為她認為自己不能籌錢在貧民窟修建禮堂。她 抱怨菲爾和反對她的觀點的國會議員，指責他們受到房地產(chǎn)利益的影響，并發(fā)誓說，如果華盛頓西南部地區(qū)被選為禮堂地址，她和她的整個委員會將辭職。在寫給菲 爾談論這一問題的信中，母親還說：“我希望在下周日的《郵報》上寫一篇文章，分析一下霧谷和西南部兩處選址的相關因素。如果你不愿意的話，我希望你不介意 我向《星報》投稿。”

但是菲爾坦率地說，16年后他同意母親的想法，盡管偶爾有“弒岳母”的沖動。這兩個人有一種奇特、矛盾但又非常深厚的聯(lián)結，盡管他們就母親與報紙的關系沒完沒了地爭斗。

在這段時期，我父親越來越遠離報紙和公司的日常運作，但是興趣卻不亞于以前。當不在同一座城市時，菲爾給父親送去詳細敘述會議、演講和《郵報》相關 活動等的信件和備忘錄。父親明顯上了年紀，但是他頭腦敏銳，菲爾和其他人仍然信任他的判斷和洞察力。在購買《時代先驅報》的第二年，父親80歲，他顯然在 思考上年紀帶來的影響。1955年4月，他給拉斯·威金斯送去一份備忘錄，指出那一周兩位報紙傳奇人物死亡的影響：“喬·普利策周三去世，伯蒂·麥考密克 周日去世；我正要動身去找我的醫(yī)生。”

有一段時間，父親在考慮把一些股份留給《郵報》的雇員。菲爾建議說，在他仍然在世時把股份給他們會更好些，這樣可以看到他們快樂的滿足感。父親同意 了，并告訴接受者說：有段時間我和邁耶夫人一直在思考這個機構里的好伙伴。我們清楚地記得你們這些年來為幫助這個機構走向成功所提供的有價值的服務。我們 希望找到一個合適的方法來表達我們的感激之情。一些人雖在遺囑中會記得他們的老伙伴，但我和邁耶夫人都認為那是一種更傷感的處事方法。父親所做的是擬訂出 詳細方案，把50萬美元的無投票權股票分給711名報紙雇員和獨立發(fā)行商——大體上，每個人都為公司連續(xù)服務了5年以上。禮物從4到20股不等。普華永道 計算出，每股的真正市場價值是5944美元。我父親給所有接受者寫信解釋這份禮物，并表示他和我母親希望至少他們在《郵報》工作期間應保留股份：“我們 相信持有股票是一項好的投資。在《郵報》所有人的熱情幫助和合作下，多年后股票將升值。”一些人從一開始就了解股票的價值，從那些不了解的人手中盡可能買 過來。許多人相互出售，但是隨著公司壯大和上市，那些堅持持有和又買了一些的人獲得了豐厚的回報。我們上市時1股變成了60股，由于我們以26美元上市， 并對股票又拆分了兩次，這些最初的禮物最終變得非常值錢。分發(fā)股份禮物是1955年6月在斯塔特勒酒店舉行的一次難忘的午宴上宣布的，這次活動也是為了紀 念我父親購買《郵報》22周年?！多]報》駐白宮記者埃迪·福利亞德在午宴上代表雇員講話，他以“股東伙伴們”稱呼這些獲得股票的同事，在一陣大笑后他繼續(xù) 說：“你們永遠不知道，你來工作時是一個工薪族，回家時你就是資本家了。”盡管這些年我過著快樂的生活，但如今看來卻存在著一些不愿面對的問題。隨著年齡 的增大，我變得更加羞澀和不自信。我仍然不知道如何在社交場合表現(xiàn)出最好的狀態(tài)和把握好自己。我擔心令人厭煩，并一直相信人們與我們保持關系完全是因為菲 爾。

很難講清楚我為何這么沒有自信，又為何當時并不自覺。有一次，我去參加伯德·約翰遜（林登·約翰遜的夫人）為國會議員的妻子和幾個報界人士的妻子舉 行的女士午餐會。午宴后，約翰遜夫人讓每個人站起來講述去年夏天做了什么。多數(shù)女性為她們的丈夫競選，便談了這件事。想到在這群人面前講話，我嚇得不能動 彈，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更糟的是，我拒絕站起來嘗試。還有一次，我照著講稿當著約60人發(fā)表了講話，內(nèi)容涉及我一年來主持的一項研究，與收養(yǎng)、看護失去 家庭的孩子有關。這肯定是我的演講處女作，我嚇壞了。在菲爾的幫助下，我重寫了很多次，雖然熬過了嚴酷的考驗，但是我為焦慮付出的代價與這件事本身完全不 成比例。